【推荐】创新之都深圳如何系统重构创新体系中金前海发展基金

5月26日拍摄的深圳光明科学城启动区工地建设现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改革深观察

“空气中充满了创新味道”的深圳正在以一年至少一个重磅政策的力度干一件大事。

2018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2019年的《深圳市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方案》《深圳市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办法》、2020年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还有今年着力推动的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新产业领域前瞻性立法。

这些重磅政策全部都围绕一个核心目标展开：建立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推动全市的创新体系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构。这句话作为深圳创新政策的纲领已经写进了最新发布的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

创业密度全国第一、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7年居全国第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全国城市第二，坐拥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龙头科技企业，雄厚的高新技术产业家底一直是深圳最闪亮的名片，但从更为细致的角度看，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的布局等方面，这座城市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深圳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深圳的嘱托。

根据这一指示，深圳正努力在百尺竿头上继续更进一步，为整个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链补短板，全力以赴扛起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圳责任。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规划光明科学城加强基础研究

作为近年来加强基础研究的举措，2019年初深圳正式动工开建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研究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们将成为科研团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进行原始创新的重要平台。

以深圳为主阵地进行建设

两年前深圳获得中央支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同时，中央也将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使命赋予深圳，明确这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以深圳为主阵地进行建设。

此后，光明科学城被深圳定位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世界级大型开放原始创新策源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枢纽，要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

2020年深圳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市级科研资金为44.85亿元，其中许多资金投入到了光明科学城的基础科研项目。

为了改变基础研究不足的弱项，2020年深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以立法形式确立不低于30%的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2020年这一比例为38%。

这一行动不仅显示了深圳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也让许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备受鼓舞，去年刚回国入职深圳湾实验室的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后黄恺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研究方向是用软件模拟基因在三维空间的折叠，属于偏冷门的交叉学科理论研究，一般来说，这个方向的研究学校或企业都不会独立去做，因为对学校来说不易产出论文，对企业来说研发周期长，短期不会产生利润。

“这种项目只有在深圳湾实验室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才可能做好，这也是我选择深圳的原因。”

瞄准应用型基础研究

在慷慨支持基础研究的同时，光明科学城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瞄准应用型基础研究，列入光明科学城规划的39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任务中，大部分都是新一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制造、云计算、工程生物等面向未来的应用型技术。

在一部分科研人员看来，基础研究有两类，一类是看不见、高大上，属于未来可以改变后天的，另一种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投入应用，是今天的世界需要的，这一类更契合深圳的实际情况。

既做基础研究，也做应用基础研究，但更加聚焦应用基础研究，这是光明科学城的鲜明特点：要致力于解决制约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光明区委书记刘胜这样形容它的主攻方向：更加聚焦应用基础研究，特别是成果可在较短时间内进行产业应用的应用基础研究。

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光明科学城规划了“一心两区”的总体空间布局。“一心”即光明中心区，以光明中心区为依托，建设科学城的生活服务中心。“两区”即装置集聚区和产业转化区，其中装置集聚区集中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机构、前沿交叉研究平台、高水平大学等，产业转化区布局转移转化、孵化机构和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培育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

光明区用“沿途下蛋”来形容这种创新生态——要靠应用基础研究突破这只母鸡不断孵化出新兴企业的鸡蛋。

已经入驻这里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正在探索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楼上是研究所，楼下是企业，企业跟研究所共用光明科学城的仪器设备，研究所又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撑。

该研究所所长刘陈立表示，上班的时候穿白大褂的和穿西装的在同一个楼里的电梯里一讨论，可能一个技术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这样不仅缩短从技术到产品这个转化研究的周期，也能让初创公司跨越研发的“死亡之谷”。

国家重点实验室 用“三不让”支持科学家自由探索

“不让外行的评价内行的，不让低水平的评价高水平的，不让坐而论道的评价实干的”，在去年集中调研了深圳5家企业国家实验室之后，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发现它们的运行机制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真正做到了‘三不让’”。

探索新型运营机制

在他看来，由华为、中兴、光启、华大基因和中广核这5家企业建设的深圳国家重点实验室虽然在数量上比国内其他城市要少，但是因为全部依托产业实体建设，完全自主的运行机制也带有鲜明的深圳特色，跟著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运营模式极为相似。

美国贝尔实验室是由美国AT&T公司以企业为依托、面向重大基础科学成立的重点实验室。成立至今，贝尔实验室共获得了3万多项专利，拥有重大科研成果50多项，11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4位获得图灵奖。

像他一样一直在思考国家实验室应该采取何种运营机制的还有鹏城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

2018年3月，高文受命在深圳组建了重点研究网络通信与人工智能的鹏城实验室，作为广东和深圳瞄准国家实验室方向培育的种子队。在实验室组建初期，深圳就明确，要让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追求科学理想，鼓励实验室自主探索科研方向，科研经费也可以自主使用。

这种尊重科学的态度让实验室在机构性质、运行模式、人才聚集、合作共建、协同创新方面开展了有效的创新实践，探索了“双聘制”这一特色鲜明、切实管用的创新举措，初步形成了“不定编制、不定级别、社会化用人、事业单位法人”的新型运营机制。

所谓“双聘制”，是指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到实验室兼职搞研究，由实验室提供仪器设备和经费，科研人员只需要提供自己的研究才能。这种兼职对科研人员的原单位是完全公开的，实验室支付的兼职工资待遇都是发给原单位，兼职科研搞出来的论文和成果也让原单位都排第一，实验室不去争，只提供科研环境。

体制机制创新成果更重要

对于愿意来实验室成立工作室搞研究的院士，这里的研究制度则更加宽松，完全鼓励自由探索。

“过来的院士只要每年写一个工作计划报给我们，我们阅后就放到抽屉里，到年底的时候会拿出来跟院士对照一下，你年初是这样想的，一年做下来和年初想的一样不一样”，高文说。

在许多公开场合他都讲过一则故事。

2018年鹏城实验室成立后马上申请建设一个专门进行人工智能训练的超算中心，前期汇报项目时省市都提出的疑问：现在国家已经建了这么多超算中心，深圳广州上海天津都有，为什么你还要做一个？最后实验室解释说，用超算的速度做人工智能需要除以275才是真正的性能，传统的超算做人工智能的训练效率太低，相当于用一匹很大的马拉一个极小的车，极大地算力浪费。最后这个项目很快获得了支持，鹏城实验室由此拥有了一个专门面向人工智能的装置AI超算——鹏城云脑，现在已经建了一期和二期，目前二期的AI算力已经是世界最强。

鹏城云脑二期从开始启动论证到最后装机完成只花了9个月，“这在以往任何大型的科学设施建设过程中是不可想象的，通常要7-10年的事情，我们是9个月，一般发改委批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就十几亿，我们是42亿，9个月就把这个机器做出来了，在其他地方想都不要想。”

通过这样的体制机制创新，鹏城实验室成立仅3年就快速聚合了包括23位院士和1800多位国内外优秀青年学者为主体的人才队伍，为深圳科研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高文看来，鹏城实验室在运行机制上具有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建设国家实验室体制机制的意义。

过去“两弹一星”是国家利用举国体制推进重大科研攻关的成功典范，但当时我国处在计划经济大环境下，与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一样，经验很难照搬，如何在新环境下，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体制机制，没有现成模式可以使用，必须独立探索创新。

许多有识之士来访鹏城实验室后都评论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实验室建设“体制机制创新成果比科技创新成果更重要”。

最纯粹的天使母基金 支持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体系

为了帮助科研成果尽快完成商业转化，很多地方政府都成立了天使基金，专门资助刚孵化的初创企业，但是深圳最独特的地方是这里的天使母基金不仅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投资方向也是最纯粹的，只投整个风险投资最早期一环的天使期企业，而其他地方的天使母基金还需要兼顾培育当地产业为主，会更多倾向于初创企业的中后期。在具体运作时，深圳天使母基金采取和社会风投资金合作的办法，通过双方共同成立子基金来撬动社会资本支持创新。

必须100%是天使期的企业

深圳天使母基金总经理李新建就对外介绍说，深圳天使母基金始终秉持着“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选择社会风险资金合作时会要求所投项目必须100%是天使期的企业，投早投小投长，很多项目可能会在10—20年后才能产生效益，通常这项企业社会资本都不愿意投的，要靠政府来弥补这一缺失。

在子基金中，深圳天使母基金任LP(有限合作伙伴，对于风险根据出资额只承担有限责任)，社会资本任GP(一般合作伙伴，对于风险承担无限责任)，当投资项目亏钱时先亏LP份额里政府的钱，而盈利时政府又一分钱不要，全部让给GP的社会资本，政府只求保本，目的是撬动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种子期的企业。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勇健曾经打趣地说，投资界的江湖上有个传闻，如果社会风险资金在深圳都没有申请到这个天使母基金，表示你的投资水平和投资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从合作伙伴名单看，深圳天使母基金已经成为了一系列知名社会风投机构的LP，合作对象不仅包括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力合科创集团、南方科技大学、英诺天使基金等子基金管理机构，还包括松禾资本、中金前海、青松基金、澳银资本等深圳本土风投机构。

完全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

完全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是深圳天使母基金的一大特色。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不参与，由作为GP的社会资本自主选择要投的项目，但是深圳天使母基金会发挥政府与高校、科研机构联系紧密的优势，当了解后者有科研成果时就会向社会资本推荐。

目前深圳天使母基金规模已经达到100亿元，而通过子基金整体撬动的资金规模达到250亿元，累计投资的天使项目也达到230多个，由归国留学生张龙贵创办的厚存纳米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3月，正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龙贵决定毕业后回国创业。由于公司主要从事mRNA药物纳米递送技术研发，当时属于国内冷门，他带着项目跑了十几个城市、见了50多个投资人都没有成功，最后在深圳才找到了投资。2018年11月，他成功创办了厚存纳米公司并入驻光明区留学生创业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可用于快速研发并大规模制造全新疫苗的mRNA技术站上风口，厚存纳米公司也借此积极与国内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共同解决mRNA疫苗产业化面临的难题。

在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看来，政府创办的天使母基金使得深圳对创业企业的金融支持形成了一个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种子期的企业可以从天使母基金手里获得支持，等发展到初创期又可以从全市几千家社会机构获得风投，再成长到一定规模，有了一定的营收之后又可以利用担保机制获得融资支持，往后发展下去还有融资租赁、发行债券、银行贷款、企业上市等融资渠道。

在2020年深圳招商大会上，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用“在深圳这片神奇的土地，一粒种子会成长为参天大树，甚至会蔓延为整片森林”向世界推介，从支持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体系看，这句话并不是广告，深圳确实是这么做的。

改革者说

更加聚焦应用基础研究，特别是成果可在较短时间内进行产业应用的应用基础研究。——光明区委书记刘胜

鹏城云脑二期从开始启动论证到最后装机完成只花了9个月，在其他地方想都不要想。——鹏城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

政府创办的天使母基金使得深圳对创业企业的金融支持形成了一个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闭环。——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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