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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论朱明兴亡（29）

中国2132(前221~1911)年封建大一统历史上，有且只有两个大一统皇朝皇帝，出身草根。一是使华夏民族正名：汉高祖刘邦，二是开创最后一代汉人封建皇朝：明太祖朱元璋。其他朝代，出身草根称王、称帝虽不乏其人，但能开创大一统皇朝，都是出身封建贵族者。这一结果有着非常深刻社会客观规律必然性，历史上明亡清兴，有着典型反映（见后面李自成大顺军失败分析）。

刘邦和朱元璋能成功，源自相同主观上，此前社会旧贵族阶层，遭统治者猛烈打压禁锢；客观上，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大动荡、变革后大重组时期。

刘邦能成功，是开创中国封建大一统体制秦朝，刚完成对此前战国统一大破坏，尚未真正开始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体制即崩溃。原有贵族在秦灭六国战争和秦大一统政权初建10多年，遭猛烈屠杀、严酷政治禁锢（强制从原籍迁徙关中接受监视居住）。秦朝天下大乱后，刘邦这种草根出身者，得以在秦国本土外靠造反起家。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个人素质最有成功造反条件战国贵族，大多都被禁锢在秦国国都附近，等秦末战乱打到关中，已进入论功行赏尾声，趁战乱崛起群雄地位已定（包括草根出身刘邦）。

朱元璋成功：主观努力在个人奋斗；客观机遇，秦汉开创大一统体制传承1500年后，被蒙古人创立元朝灭亡。元代不干预放任体制，经济、技术这一物质文明方面，有效传承两宋。但文化素养、精神文明，虽然元朝以宋代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也搞过科举，但对元朝政治实际影响很小。大多数蒙古籍大臣＆绝大多数元朝皇帝不识汉字。有蒙古籍官员到南宋故地任职，写“七”时下面一拐向左。读书无用严酷社会现实，导致经1279~1351元朝72年统治，中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极大降低。尤其秦汉~两宋1500年积淀的封建贵族（社会高级文化）阶层更彻底消亡。当元朝统治崩溃，天下大乱，由于汉人没有贵族阶层，客观上又需重建农耕文明大一统王朝，这才经优胜劣汰，使出身草根而个人能力优异朱元璋得以成功。

汉刘邦从无到有创建封建农耕大一统体制，朱元璋继两宋后，重建封建农耕大一统体制。同样草根出身、低文化素养和强个人能力，导致明朝搞成汉、宋、元朝混合体。

一、论明朝体制

明朝由于建立在遭蒙元严重破坏，社会整体文化素质历史性大衰退（21世纪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艺术方面，很多仍远不如两宋）基础上。重建封建农耕大一统中央集权，因而不可避免，在国家体制、官方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各方面，表现出本质性“返祖”：重归大一统封建体制初期建国理念倾向。明朝重建继承性（汉、元、宋）混合体制，既符合明初社会重演封建大一统体制客观历史状态，也决定其体制历史局限性和最终灭亡原因。和此前将封建大一统农耕中央集权，发展入成熟、完善内涵水平宋代比，明代社会体制，出现和其初创时社会文化素质水平显著降低程度匹配性巨大历史衰退。

宋明体制对照关系表

宋明体制评价

定性评价：宋代体制总体代表中国封建大一统发展模式成熟水准。

明初继承前代体制，使其返祖式回归封建大一统早期汉代体制。

形象评价：宋代体制，封建贵族、大私有者，人情世故练达、中年，动态开放体制；

明代体制，自耕小农、小私有者，绝对化看事物、愤青，静态封闭体制；

经济财税体制评价

明代重农轻商、禁海外贸易、轻徭薄赋体制，体制设计基于封建大一统初创西汉认识。这套理念、体制初创时中国社会，正在农耕实物经济时代，因而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推动生产力发展。随后，抑制兼并隋唐（589~907）均田制，经300年发展自行解体后，进入两宋（960~1279）时，不抑兼且开放性经济体制，使中国社会在10~11世纪，出现经济、技术阶梯性跃升，社会分工迅速发展，生产力显著提升，由此引发商业革命、城镇化。中国社会由此进入持续深入商品货币化经济化时代。中国人正在此时喊出：好官只为财。

唐代安史之乱（755~763年）使中央集权解体后，藩镇割据（~907）、五代十国（~960）200年间，军阀割据、战乱不休。割据政权为以求乱世生存、发展，极力增税以＋强职业募兵数，结果自然而然走上实际可行、能满足割据政权发展竞争需要实用主义政治路线。因为农业加税会伤害本地经济长远发展，不仅无助，反而会导致在长期割据战乱竞争中被劣汰。因而，各地方割据政权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收入结果，导致背离正统儒家经济思想，但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状况，有交税经济潜力工商货币税越收越多，这又促使各地扶植商业发展。由此导致轻徭薄赋、重农轻商，逐步被重税负、重工商货币税且平等对待农工商新财税体制取代。当中国农耕区经长期战乱，由北宋初步统一后。背离传统儒家经典，但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宋代开放式经济体制由战乱自然成形。由于北方统一南方战争进程并未破坏社会经济，北宋统一后，一个运行状态良好，符合社会各阶层利益需要、切合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经济体制现成存在。北宋政权顺承现状，使中国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唯一建立起不抑兼并、重工商货币税、重税负开放性财税体制。因为工商货币税在宋代国家税收总额中，全面超过农业税、实物税，商人对国家财税体制巨大贡献，导致宋代从无轻商观念。

两宋先进开放性财税经济体制，之所以明代重建农耕政权时未被继承，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决定：

主观上，宋代开放性经济体制在促进社会经济、技术进步上成绩斐然，但宋代319年历史，却给汉人留下太多屈辱，以致被后人称“窝囊宋”。明朝重建农耕大一统中央集权后200多年历代皇帝、士大夫，明显在国家体制、思想观念、行为取向上，采取和宋代相反做法。如：宋代向南迁都，回避游猎军事威胁；明朝向北迁都到农耕区和游猎区交界北京，更把皇陵设到北京以北长城脚下，天子守国门、皇陵御北疆。宋代对外关系不断退让搞绥靖，明朝奉行彻底强硬决不妥协政策。

客观上，蒙元文化素质低下残暴统治，元末明初持续一代人、南方统一北方改朝换代战乱，导致明朝初期社会经济状况凋敝，处于农耕文明恢复实物经济状态，这使制定新皇朝体制开国皇帝这代人，重建农耕大一统中央集权实物经济体制，从现象表面（经验）看不出对社会经济恢复有明显不利。而开国皇帝绝对权威和制度惯性，汉文化高度尊重传统，导致后来明朝皇帝，即便弊端日益严重，也难以对既定体制做有效转变。

明代初期，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绝对水平，超过北宋初期。客观上更需要适合且农耕政权历史上，有过成功运行三百年开放性经济体制条件下，建立一套短期适应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中长期确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经济体制，有着深层次主客观原因。

宋代开放性经济财税体制，是长期割据战乱，逐步自发形成。无论产生之初和持续运行300年后，中国人没能在经济思想理论、形上层面，对实践明证为实际可行开放性经济财税体制作出：是什么、为什么、该怎样，自觉（理性）认识。蒙元多年残暴统治和元末改朝换代战争，导致社会经济残破。先重建政治军事集权体制，为长治久安，创建和自身体制相匹配，一整套↓社会体制，其中经济体制，当时中国人自觉性思想理论认识层面，能在字面上自圆其说：是什么、为什么、该怎样经济体制，只有创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初期，适合实物经济发展阶段重农轻商、轻徭薄赋、抑兼并……

明初和宋初比：国土面积包括北宋、大理、吐蕃、西夏、南宋时金和蒙古部分地区，土地、耕地面积显著增加同时，明初每年税粮达3000石，明太祖感到很满意，下旨为永例，以后明朝税收够这数就行。国土面积大了很多，需更多军队、更多官员，明朝法定税收不到重税负、重工商货币税宋代一半，明代为此建立起一套奇特、扭曲而求平衡，怪异混合性军政体制。

剑桥中国明代史摘编

：明太祖将田赋定在2940万石，明成祖加税10%，随后宣德时逐步减税到3000万石，再往后，从正统时起，年均粮税2500~2800万石。

军事政治体制评价

2009年5月12日，职业募兵制，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增长，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不断发展，从唐代中期开始，逐步瓦解兵民合一体制而产生。宋代兵制已全面职业，但由于对这一社会变革缺乏自觉性认知（不明为什么），尤其为降低国家财政军费开支，北宋王安石变法曾尝试恢复兵民合一体制。由于背离经济规律最终失败。蒙元由于社会经济起点低，蒙古人又少，实施全族皆兵，生产劳动先靠奴隶制，元朝建立后靠二元（南宋故地维持故制）体制维系。结果元代建军户、匠户等按血缘关系固化人身份、地位制度。

明朝确立后，由于推行重农轻商、轻徭薄赋体制，国家财政根本没钱建立脱产职业军队，明代经济技术绝对水平决定社会分工协作，又绝对排斥任何恢复普遍兵民合一体制，结果明太祖将唐代兵民合一均田制，和元代军户制相结合，搞了个不伦不类，全社会整体上职业化分工，军人职业内又兵农合一明代军户卫所体制：

国家定点（地区）、定额军队人数，再一次性永久划拨耕地（约1亿亩），按人头给士兵授田，田地只能继承耕种（均田制），这些耕地和耕种军户，按血缘关系传承军人（士兵、军官）身份。这些国有民营耕地每年产出，1/3交国家开支军费，余供军户养家。

明初确立军户卫所制，虽一直传承到明末，确因其违背社会经济实际，从建立之初就开始败坏，仅在建立最初，靠建国初期战乱年代磨炼出能力、素质，在头两、三代人，能保持较高战斗力，还不需国家财政高军费开支。

剑桥中国明代史摘编

：卫所兵制到1438年已丧失原有250万兵力一半，125万士兵脱离世袭行伍而没有补充。同时，旨在供养军队边境军事屯田制度变质。粮食被私人售出，土地被侵吞或出售。军官往往变成地主，士兵沦为农场劳工。这使地方供养军队建制制度陷于混乱，需要把大批粮食从内地运到边境，这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到15世纪中期，卫所制既不能充分提供军队士兵，也不能充分提供军队后勤支援和军队训练、军事技能。

随时间递延，卫所制败坏从局部蔓延到全局。明朝建国百年后，除北方明长城一线（九边）因和蒙古诸部族战乱不断，国家财政支持，一直保持成建制战斗力，其他长期和平卫所，从建立伊始，就开始自发性向军官地主化、士兵农民化转型。卫所制根本问题：随社会经济发展所决定分工发展，军官、士兵必须职业化才有战斗力。这种客观环境下，人为绑定军官、士兵和军队驻地，使军队本地化，军官、士兵身份按血缘关系固化，为在军队内形成门阀、军队私有化大开方便之门。两者结合，为唐代后期军阀割据在明末重现，瓦解明朝中央集权埋下祸根。

由于明代军制明显落后于经济实际矛盾，随时间推延，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到更高水平而逐渐突显，明代卫所军制因此迅速败坏而使军队战斗力低下。由于军户和农户比，农户可以靠勤劳节俭积累财富本钱，或买地成地主，或经商发家致富，或供子孙读书，考科举入仕途。总之，明代农户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社会地位。军户虽日常劳作和农户同，但身份地位确被固定在子孙永远当兵，受世袭军官奴役而社会地位类农奴，这比有人身自由而给地主当佃户农民差远了。再加经济发展需要专业，军户既务农又当兵，结果务农干不好、当兵不合格，因而社会地位持续降，明朝后期，军户沦落到类比娼户、贱籍。

剑桥中国明代史(PDF版232~233页)摘编

：历史学家注意到，明初几代皇帝造就的勋贵衰落，职业军人和皇帝间紧密关系减弱。到15世纪中期，军事控制、军工封赏，从以往军事勋贵的二、三代有爵号者，转向文职官僚和从事军事的宦官。军事政策日益由文职官僚决定。15世纪后期功勋卓著的军事将领：如16世纪初的王守仁（大哲学家王阳明），韩雍、王越、项忠、马文升，或出身科举、或从其他行政职务转军职。而与他们同期的世袭高级军职将领，大都无能而不值一提。

鉴于宋代人为绝对重文轻武导致严重恶果，明代社会没有任何制度性重文轻武。但明代文武体制文明落差，文官由科举制度考试选拔而体现个人能力，武官和明初军事体制，建立在卫所制上的世袭勋贵制，军官大都仅在创业一代靠战场上的真本领，封爵、世职后按血缘关系传承，一、两代人后，世袭来的各级军官，绝大多数能力平庸，根本无法正常履行军事指挥职务（世袭制导致明代除崇祯朝，没有武科举）。明代文官因完善科举体选拔，从明代中叶起，社会实践中就使最有能力而为国立功军事将领，基本出身文官、科举。明代文武官制巨大文明落差，导致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明显能力差异。明代从中叶起，因武将无能、文官多能，自然而然走向明代特色重文轻武。宋代重文轻武是绝对重文教、轻视武力，明代重文轻武，是明代武将多无能而文官多能力强，导致高级军职和政府军事决策，从中叶起基本被文官包办。包括明末崇祯，最有能力军事统帅，都是文武全才而科举出身文官。说白了，明代武将越到后来，越多靠血缘关系混饭吃纨绔子弟，明代文官历代文武全才、能力卓越者频出。

明太祖由于自己出身草根，当皇帝靠个人能力，坐稳天下后，唯恐有能力文臣武将也想当皇上，因而干了两件和汉刘邦相同之事：一是大杀文武功臣，二是封建屏藩、厚养皇亲。这是典型英雄创造历史唯心主义认识。明太祖以为，有能力、想造反当皇上，这就是他能成功、坐天下的原因。他以此为依据，大杀有能力文武大臣以要剔除可能威胁朱家皇位竞争者，分封褚子到各地为王，为朱家天下在各地留种。但实际上，有能力、有野心者任何时代都不缺，更杀不完。所谓时事造英雄，没有天下大乱这一前提，仅靠主观意愿，什么也成不了。，远期影响：厚养皇亲成明朝最终灭亡重要制度根源。说白了，由于明朝皇室人数随时间推移绝对性趋势化不断增长，明朝社会最终尽天下财力，养不起朱家子孙，结果是明末战乱中掀起杀“朱”运动。近期影响：明太祖一死，由于中央政府中有能力开国文武官员基本被杀光，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造反成功，就此奠定明朝其后传承240年体制。

明代文官体制总体传承宋代，由造反上台二代皇帝，明成祖朱棣定型，浓缩中国封建大一统文官体制演变历史进程。中国体制早期设丞相辅佐皇帝理政，由于其个人权柄远高于其他官员（俗称站皇上），因而对皇权威胁很大。明太祖废丞相体制又使皇帝处理各项政务负担太重。明太祖出身草根，在残酷优胜劣汰争斗中胜出，个人体力、智力和处理各项军政事务经验非常高，因而可以不靠丞相辅助处理政务。但后世子孙长在深宫妇人间，虽自幼接受全面教育，但缺乏严格选优社会实践锻炼，根本不可能有开国皇帝聪明才智、个人能力和社会经验阅历。这使得辅政体制非常必要！明成祖借鉴前代经验教训，提升文官内阁体制，用群相制取代丞相制，既能辅助皇帝有效处理大量日常政务，又能避免辅政大权被某个人把持而威胁皇权。明代群相内阁制和开放性文科举制结合，使中国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行政文官体制，在明朝后期竟完善到如此程度：由于三品以下官员由内阁任命，明朝皇帝连续二十年不开朝会、不见大臣，只在后宫批阅内阁票拟、编写节略后奏折，就能有效管理、控制国家。

明代文官制度成熟、完善程度，实质性已达虚君，国家军政体系可以长期有效运转地步！正是在这一时期，封建集权控制明显松动，近代西学开始引入中国，具有反封建近代化社会思想萌芽空前活跃……

明代社会体制总评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社会，一直是贫富贵贱差异明确阶级社会。无论古代、近代或现代，肉眼直观社会观念及行为趋向都分两大类：大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人曾介绍西方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市场经济社会，碰到发生游行示威时，如何快速判定政治倾向：

衣着多彩、打红旗、又唱又跳（情感丰富）——政治左派（小私有观念）

着套装、色调黑或灰，队列严整、表情严肃——政治右派（大私有观念）

大私有者代表对事物认识倾向：长期、开放、理性、相对、客观、现实

小私有者代表对事物认识倾向：短期、封闭、感性、绝对、主观、理想

对比宋代和明代，制度差异本质就是：大私有观念和小私有观念。

赵宋皇室秉承黄河中游流域，中国封建大一统发展模式，千年深厚文化积淀对人情世故高度理性认知，使宋代社会体制充分体现：匹夫之泽三世斩、君子之泽五世斩。

从历史现象看宋代社会：千年地八百主、富不过三代。尤其南宋农村，地主、自耕农和佃农间土地、人口比重非常稳，但具体人口构成，随代计传承变动不居。社会整体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高度动态平衡稳定橄榄型结构。和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厚养皇亲比；宋太祖酒释兵权，不仅成千古佳话，且赵宋皇帝子孙，随血缘关系疏远，封爵从王（皇子）开始逐代降，五代后成平民。除非考中科举，否则皇室谱系上记载某人为某位皇帝若干代孙（元朝初期应征到北京做官的大书画家赵孟俯，是宋太祖11世孙），社会地位仍是平民。

所谓“匹夫之泽三世而斩”。形式、现象，是对社会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表露出某类社会现象经验；本质是指缺乏文化道德修养而有才干者，即便能富贵一世，其子孙往往败家。具体表现：老子创业、儿子守业、孙子祸害。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实证：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欧美社会富不过三代比率：85%。即100个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而获得成功富贵之家，到孙辈还能保持祖辈家业者：15家！

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进一步探讨：为何普遍富不过三代，为何有人能富过三代。15%孙辈还能保富贵者，其之所以能富过三代，是因为其家不仅有创业一代个人聪明才智，还有君子自觉性道德品质文化修养，靠良好家教，创业一代人德才兼备，其后代子孙德财兼备，因而可以将富贵传承过三代，但终传五代（孙辈孙辈、第二波富不过三代）还会败！

用当代观点解读上述中华文化传统认识：所谓匹夫，实际上是指被自发性左右而不自知者。这类人成功源自有做事聪明才智，但做人未入文明水平。所谓君子，是指不仅知道是什么，且懂得为什么、该怎样，行为被自身理性↓有效支配自觉文明人。匹夫能力素质虽差，但由于人口比重高，因而总能从中涌现出能成功个别聪明人。但这种聪明个人能力，无法靠血缘关系有效传承。匹夫之家由于做人达不到自觉文明水平，因而个人能力全靠外在竞争强制打拼磨砺，成功后安定优越环境，导致匹夫能力无法有效传承给下一代：老子靠打拼创业，儿子因目睹过老子创业辛苦过程，虽能力下降，还能守业看摊儿，第三代因自幼生活富足，把一切都当成不用努力天经地义，什么都不必干、什么也不会干，一旦从父辈接手家业，就剩败家而富不过三代……相反，一小部分能富过三代家族，源自创业成功者不仅有干事之才，且自身道德品质、文化修养已达自觉文明水平，也就是所谓君子。君子为人、治家不仅规矩严谨，且从小注意养成种种良好行为习惯，君子之家良好道德品质，主要靠高文明水平家教和持续教育形成文化修养，君子家子孙，虽无祖父辈打拼创业经历，确懂得惜福、慎行，能很好自觉控制自身言行，稳妥驾驭祖父辈所传承家业，从而得以富过三代。但即便如此，由于能力、素质形成根本方式，自古以来惟有社会实践，从成功实践中总结出种种良好家规、教育，虽对形成良好人格品质有极大促进作用，但脱离社会实践间接经验最大缺陷：无法经受时间检验，会随时间递延效用递减，在持续代计传承中，不断出现文明养成能力趋势性衰减。这导致即便君子之家，富贵传承三代后，再传三代，即第二轮富不过三代，最终仍会败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宋代社会体制设计，充分体现对“匹夫之泽三世而斩，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认识彻底贯彻。宋代不抑兼并，是因此前秦汉、盛唐两代大一统中央集权实践充分证明，兼并有其存在合理性而无法靠制度人为遏制。犹如堤坝挡洪水，只能建立在有充分疏泄基础上。宋代不抑兼并，社会现象上土地兼并比以往历代更剧烈，但开放性科举体制，使真正控制社会政治经济资源配置主导地位官位本身，脱离血缘关系而公开向社会招考。由于兼并敛财特权无法按血缘关系把持，导致这一代做官富贵了，下一代只有很小机会能再考中，因而沦为守业看摊儿，第三代就败家为平民。而现在平民只要努力，总有机会踏入仕途富贵。这就是宋代千年地八百主、富不过三代，社会内在变动不居，整体长期动态平衡、高度稳定原因！

其他中国封建大一统朝代，随时间递延，社会财富会畸形绝对向少数家族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持续绝对扩大。北宋经济繁荣发展百年，北方自耕农比重一直稳定，经济更发达南方，自耕农比重还略升（富贵多靠工商）。不仅农村、官僚阶层，即便是皇帝，所谓儒家口中“德配天地”，天下第一有德君子赵宋皇室，也按君子之泽五世斩，逐代降低血亲封爵，五代后降为平民，这在中国历代封建大一统王朝中独一无二（王安石变法→宗室法）。

宋代，中国封建大一统秦汉以降，持续传承1200年后，有着深厚中华哲学文明文化积淀，充满高度哲理内涵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文化艺术巅峰时代。体现阶级社会中，成熟大私有者人情世故练达认识水平：长远、开放、理性、客观、现实。

宋代社会体制设计，力求符合实际；明代力求符合理想、理念。

宋代给官员高薪，因为官员社会地位的确高，是合理现实主义承认。明代轻徭薄赋，因为出身小民朱元璋深知民间疾苦，而儒家经济思想就这水平，符合当时中国人对理想税收认识。因为税收太低，明代养不起有持续战斗力职业军队，搞职业兵农合一卫所制作折中，导致兵制从建立时就开始败坏。但这种体制就是当时儒家能说出个四六理想兵制。同样由于税收低，明代官员薪俸非常低，以致官员只要廉洁奉公而仅能温饱，而连官员应有基本体面无法保障，这是制度性逼迫官员贪污受贿。但这样一个严重脱离实际制度，在擅长空谈道德性命封建理学口中，确是所谓理想君子应有道德操守。明代最符合实际社会制度，是从野蛮蒙元继承并加以发挥：匠户、军户、贱籍、里甲、关津、市籍，限制人员流动，厚养皇亲……，所有这些目的只一个：将明太祖朱元璋当皇帝、制定明朝社会体制这一时期、这一时刻全中国所有人身份、地位、职业，全按照血缘关系永久固化！当然，还包括每年3000万石税粮总额。总之，明太祖朱元璋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建立了一个他认为是绝对完美理想社会体制，而且他认定：这套从其个人肉眼直观层面已完美无限，可永传后世。说白了，再过一万年，还和他建立时一模一样……

中国历史上宣扬万世一系，有且只有创建封建大一统体制秦始皇。一种发展模式新建时，处于类比儿童期，会因幼稚、肤浅而相信绝对永恒、永远……必须承认，由于已进入成熟内涵发展水平赵宋政权灭亡后，蒙元残暴统治，使中国传统农耕文明遭极大摧残。精神文明、文化素养历史性大衰退，导致明朝重建农耕文明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后，表现出基于当时肤浅文化素养，建立起一套和当时明朝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极不匹配：绝对、封闭、主观感性化，绝对静态化社会体制。

二、论明朝衰变

正如明朝历史地位，已发展到成熟水平后，遭历史性重创大衰退，再从发展模式初期开始，重建、重演农耕封建大一统发展模式。虽然明代体制比宋代历史性大倒退，但发展起步经济、技术水平因有效历史传承而超过宋代。因而从造反、定型明代社会体制、迁都北京明成祖算起，约150年～万历初（1572年），完成对中国农耕封建大一统发展模式，从秦汉到两宋一千五百年历程经济、文化重演。这一个半世纪中，一方面，明代社会物质文明，经济、技术持续发展，另一面，明初确立绝对封闭静止社会体制，随社会绝对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其制度弊端持续积累而全面暴露……

一个皇朝兴起典型表现：政治清明、财政盈余、军事强盛。

皇朝衰败灭亡典型表现：政治腐败、财政危机、军力衰退趋势化……

明朝卫所制，由于严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从创建之初就开始衰败。除明长城一线九边，因为和北元蒙古游牧骑兵长期对垒，始终保持较强战斗力外。其他各地卫所，伴随明初兵将自然死亡，长期和平环境，导致早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耕生产方式，很快使卫所军官、士兵，自发性向地主、农民转变。明代中叶，经济持续发展使海外贸易客观需要日益强烈，另一面，明代重农轻商国策严禁海外贸易（开始搞官方贸易，后来干脆禁止），这种人为遏制客观社会经济发展行为，导致海商走私日益严重。由于当时海商往往兼职海盗（有打劫能力＝避免被打劫），沿海卫所军队普遍蜕变为缺乏战斗力农民，导致脱离明朝政府管理，以满足海洋走私贸易需求为经济基础，由贸易纠纷引发靠内外勾结，大肆骚扰明朝沿海地区倭寇祸乱。明朝最终武力平定，既使一代名将戚继光冉冉升起，也使只有靠发饷募兵制锻造出军队，才在实战中显示出符合时代需要战斗力。但领兵将领自行招募且由姓氏命名军队，使明代军制危机全面突显：和卫所制确保军队国有化比，新增职业募兵制，导致既要军队有战斗力，又要维持卫所制存在，明朝军制慢慢演变为兵农合一和职业募兵共存而不伦不类。由于军饷被将领控制，军队中有战斗力军队，不知不觉中被将领私有化（家丁）。军队这一变异过程实质：使唐朝极盛转衰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问题，明代另种形式再现。为明末形成脱离中央集权控制军阀埋下祸根。

剑桥中国明代史（PDF版）318页摘编

：16世纪前半叶是经济活跃、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扩张的时代……税收，尤其新开垦土地、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税收，理论上应提供岁入增长。事实却渐渐不能按百年前定额征税……尽管正德、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方式尽力维护君权，但结果都因而失败而不得不以消极方式维护权力。分享特殊利益官员，总能把皇帝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目的，而不顾皇帝愿望……收回已落入私人手中租税收入尝试一再失败。16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耕地，通过种种手段从赋税登记簿中消失，许多开垦新田从未登记……恢复税收定额恢管理努力成泡影……对荒地实施管理尝试成画饼。官员们分享相关利益，他们免税情况在1512、1531和1545年增加很多。海外贸易禁令从未有效执行，朝廷不能从商业繁荣中获得任何税收。农业技术进步、商业、手工业生产繁荣发展利润落入官员手中。尽管帝国经济繁荣，有些臣民得到好处，国库确从未受益。

社会经济财政方面，宋朝全开放经济体制，使社会结构本身高度稳定，不同阶层具体人员构成随时间流动变动不居，由此造就长期动态平衡社会体制。明代社会体制妄图按血缘关系，使所有人永远固定于某个地区、某种职业，不仅极大打击生产劳动积极性，且有开放性科举体制，仍无法阻挠明代社会贫富差距，随时间递延越来越大，相对性贫富差距，不断向绝对性贫富差距转变，越来越多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数人手中，绝对决定明朝必然灭亡。

明朝社会由于权贵升降机制不健全，导致皇室勋贵人数，随时间递延持续膨胀，这些人凭借特权恶性兼并，到明朝中后期，人口比明初翻番，权贵兼并土地确导致交纳田赋耕地，比明初竟绝对下降50%。不仅定额税本身难以为继，负担税收实际田亩越来越少，纳税平民税收负担迅速加重，再加人口增长，明代从中叶开始出现大规模流民。就在重田赋明朝财政收入呈下降趋势同时，吃皇粮者确持续膨胀：明朝厚养皇亲体制，明初49人，1571年膨胀到28924人，按明朝法律规定：每年应给禄米870万石（每年全国供应首都漕运才400万石），1612年，皇室人口膨胀到60万人，别说给禄米，很多人该结婚，连名字都没起（万历付不出禄米，用不起名方式，使账册上没这些人，以此赖掉应给禄米）。更别提这些按明朝祖制，封建到国内各地亲藩，作威作福而不断聚敛地方财富。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财源物产之丰饶，已养不起皇室一族。明朝灭亡于内乱，迟早之事！

和有深厚文化修养积淀赵宋代皇室比，出身社会下层朱明皇室，见识短浅、缺乏远见。朱明皇室无限荫蔽萌所有皇室后嗣，表面似乎对皇室宗亲无比关照，实则彻头彻尾小私有观念。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拼死拼活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而发财致富，但对自己凭本身白手起家，确不自知自我鄙视，满心以为子孙若什么都不会干、什么也不学，还能有吃有喝、想啥有啥，能最大限度不劳而获，才是人生幸福……事实上，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已实证：白手起家而能传富三代者仅15%，和被淘汰的85%比，期间折射差异本质：大私有PK小私有。明太祖致命错误在于：

朱明皇族是当时中国最大私有者，思想观念一派小家气，搞一套小私有者温情脉脉制度，最终皇朝倾覆，数十万子孙惨遭大屠杀。

宋代不抑兼并，导致土地更多向农业劳动、组织能力强者手中积聚，促进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农业所需劳动力相对下降。丧失土地离开农村农民，由于不抑工商而进城镇受雇佣劳动。明代轻徭薄赋（30税1），表面似乎对保护个体家庭劳动方式广大中下层农民有利，但确促使大多数兼并，发生在对提高农业生产力无益超经济剥夺。抑制工商，使失地农民离开农村后沦为流民。随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加剧、流民规模越来越大，国家税收越来越少，明朝统治基础渐渐被侵蚀到迫近改朝换代境地，这时，力图改革救亡人物出现了——张居正。

三、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北江陵人。出身平民，幼称神童。5岁入学、7岁通六经大义，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嘉靖26年）中进士，长期任职京师期间深明政务弊端。嘉靖33年，请假回乡养病3年，亲身感受民间疾苦、社会不公。

嘉靖皇帝死时（1566年），政府财政已陷入极度拮据状态。新皇帝为此于1566年开海禁、通商外洋。

变革起因：大规模军事镇压沿海倭寇后，明朝政府渐渐认识到，人为抑制外贸、消极维持沿海秩序禁海政策，由于堵塞正常外贸需求，导致越来越多人，搞起非法走私而内外勾结而海寇不绝。改堵为疏，开放合法海外贸易并征税。一方面使以往非法走私导致种种社会动荡渐渐平息，免去消极镇压海寇军费开支，另一面，贸易顺差不断带来增量现银流入，使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持续繁荣发展，新增关税提高财政收入。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秩序渐趋稳定，使明朝得以将剿倭战功卓著精锐军队北调，大大改善北方长城防卫。1570 ~ 1572年，抓住机会善待因内部矛盾来投蒙古王孙，促成蒙古汗接受明朝封贡，成功化解200年争斗。此后到明末数十年，和北方蒙古草原长期和平共处，长城九边军费开支大幅下降，明朝财政压力开始舒缓。1572年，张居正以刚即位10岁万历皇帝师傅身份，成为内阁首辅大臣。一系列改革措施，随即在10年执政期间梯次出台。

北宋王安石变法，注重开源节流，从新法制定、推行开始。但吏治腐败、立法目的变异，导致立意不错法律，实际执行屡遭歪曲，极大影响变法声誉。冗官是北宋财政困境两大来源，但一来王安石年轻时任职中央，目睹整顿吏治导向庆历新政失败，二来王安石本人长期在地方做基层工作，再就是做学问，对中央政权主导帝国官僚系统具体运作不熟，导致其改革设想，本就没什么有力吏治整顿构想。张居正作为立志改革时弊后来者，当政当年第一项改革措施：整顿吏治，即“考成法”。差异原因：王安石是思想家、文学家，张居正是资深官僚。成为首辅前，张居正多年任职包括内阁多个官职，对明朝行政系统具体运作方式、方法和各种弊端有深刻理解，未掌权前虽有预谋确引而不发，一旦大权在握、时机成熟，立即雷厉风行。先用考成法实施之机，严惩一批贪官污吏、豪强恶霸，使改革占据道义制高点，再精简机构、裁撤冗官。深思熟虑后急风暴雨整顿，很快使官吏不敢文过饰非而政体肃然，朝廷号令万里而朝下夕奉。

整顿吏治见成效后，1575年，开始整顿国家教育、驿站并改革宗藩条例、限制贵族特权，效果是严肃法纪、降低财政开支。当此前改革顺利完成后，1578年开始实施难度最大丈土地、查隐田均税改革。由于这一行动直接触及官僚士绅既得利益，立遭强烈抵制。张居正先是以身作则，从自家开始丈田，一面凭借以往持续顺利改革积累巨大政治声望，严惩带头闹事勋贵和办事不利官员，到1581年，共丈出逃避国家税赋隐田1,447,618顷（1.44亿亩），占全部在册耕地20%，国家田赋税收明显增长。1581年，以成功丈田为基础，影响深远的条鞭法从逐步推行转为全面推行……

条鞭法，也称一条鞭法，1530年创行。主要内容：将实物田赋和劳力徭役折成现银，分摊入本地纳税田亩，按田产多少征现银。以往各家轮做劳役，改由官府雇人负责。

条鞭法按财产多少决定税负，符合现代社会按能力承担纳税义务原则，但由于对人多田少平民有利，对人少田多地主士绅不利。开创伊始即到户部赞同，建议全国推行，但遭种种阻挠，只能部分试行。比较北宋免役法＆明代条鞭法，免役法仅将各家轮做劳役货币化，按各家财产分级征收。条鞭法将劳役和田赋全货币化，且不按难查家庭财产，按稳定且刚精确丈量均税后耕地田亩分摊。由于条鞭法试行和张居正改革期间，已积累下大量实践经验，这一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变革，实施中进行比较顺利。

纵观万历初期十年改革过程，由于改革举措事前深思熟虑，具体实施时先易后难、先熟后生、先慢后快、张弛有序。每个改革新措施，都以此前成功改革举措为基础而环环紧扣，虽有推行阻力确不难实现。随改革推进、改革效果积累，社会对改革举措承受力和改革发动者政治推动力同步增强，再将改革之初试行，已较成熟改革难度最高，改革意义最大举措拿出来解决。这种由胜利走向胜利，权衡改革承受力，相应加大推进力度稳健手法，堪为后世成功改革实践典范！

中国封建史上推行过很多变动巨大社会变革，但大都在皇朝衰亡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发生改朝换代后，靠新朝推倒重来设计新体制来实现。现体制改革一贯难上难。

万历九年(1581年)，明朝中央政府内外府库结存白银800余万两，太仓存粮可供支用10年。张居正改革终获巨大成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成功改革家！

剑桥中国明代史（PDF版）326页摘编

：张居正死前，北京粮仓储备够九年用。太仓库存银600万两，太仆寺存银400万两，南京存银250万两。广西、浙江和四川省平均存银15~80万两。

对比北宋王安石变法和明朝张居正改革：

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治学、做人无可挑剔，其变法举措虽历经波折，但大都成为中国晚期封建社会定法，淘汰法律（青苗、市易）也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只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宋后，再没能达宋代工商繁荣，因而其开拓性探索未有后续。王安石身后，遭封建社会数百年批判，变法仅借口，三不足精神及学术思想，才是封建保守势力百般刁难根源。

张居正改革，躬行出类拔萃，权术极端运用，为人私德有亏＋威慑帝王，导致身后立遭政治清算，险遭掘墓且累及家人。由于张居正改革在思想理论上，不仅无创新，更将明朝初强盛作为其改革举措的理想目标，遭反对派攻击时，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将改革举措解释为“法祖”，定位在使现存制度恢复活力。虽然张居正“法祖”，主要指用一系列新制度，恢复明朝史上鼎盛状态。但身后政治反对派，靠将“法祖”解释为恢复已不适合明代后期社会现实需要改革前旧制，否定、废黜张居正诸多改革措施。由于随时间递延，明朝政局不断败坏，使得张居正虽身后立遭不公正对待，但其不革命而成效切实维护现存制度活力改革方式，确在随后中国封建社会中，和王安石三不精神相反，一直得到封建官方意识形态高度肯定。

改革执政方面：王安石作为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其特有理想主义浪漫艺术家气质，导致往往将主观“认为”，看的比社会实践结果更重；将个人经验，看的比他人经验更重。执拗拒绝不同意见，更不肯修订事前反复推敲，被认定“应该”没问题，随后推行中实际出问题法条。张居正是典型现实主义者，改革前深思熟虑，虽对包括最困难、最复杂而影响最大条鞭法，其个人早有倾向性认识，但具体推行改革举措，先从个人熟悉、擅长，最有把握处开始。同时，对最重要也最难条鞭法，既不强令全面推行，也不放弃。而是温和导向性政策，推荐各地自愿试行，当其他相对容易改革举措相继成功后，此前多年渐进推行，在各地积累下越来越多成功经验条鞭法，终得全面推行。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分为：萌发期和确立期，确立期又分早、中、晚三期。用人生类比，分别对应：发育期、青年(生理成熟)、中年(心理成熟)、老年（生理衰败、心理封闭）。

北宋和明朝，分别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初、中期，同时也是中国庶族（中小）地主阶级政治时代开创期和成熟期。作为开创全新政治时代急先锋，北宋王安石理想主义，是当时从新生，走向历史政治舞台中心，处于上升趋势中国庶族地主阶级精神风貌时代表现。凭借推动社会经济阶段性进步物质力量，庶族地主阶级在北宋，作为新崛起社会阶层，政治活动主观执拗与积极进取精神，正是青春年少特有理想主义激情表现。明代中后期，伴随庶族地主阶级政治成熟，张居正改革时稳健持重、老谋深算，正是生理强壮、心理成熟中年黄金时代典范表现。

四、论明朝衰亡

北宋和明朝，都在王朝存续中后期，展开颇有成效变法改革，随后结果也相同：王安石罢相51年后北宋亡；张居正死后62年明朝亡。具体原因迥异，确有不变本质：

北宋、明朝中后期改革，都是适应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提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行政管理制度变革而成效显著。但改革使社会危机现象表面显著缓解同时，又使建国初期确立，社会体制性根本局限逐步暴露。北宋和明朝中后期遭遇，现象表面相同财政困境，部分靠制度建设解决，部分是自身社会体制积弊。当改革成功解决制度建设问题后，根本性社会体制问题王朝存续局限性，随成功改革后继续发展社会经济，逐步全面暴露：

北宋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明朝财经轻徭薄赋、重农轻商，厚养皇亲、军制糜烂。

明代衰亡综述（2009年5月21日）

清代所撰明史，言明亡始于万历。现象符合史实，但历史哲学本质认识大不同！

明代是中国封建农耕文明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历史重建期，重演秦汉～两宋中国封建大一统1500年历史演化进程。这一进程以明成祖1402年武力夺权后，开始着手迁都北京，最终确立南北两京制为始，以隆庆开海禁、收海贸税为标志，明代用150年，完成重演性发展，全面进入开创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新高阶段。

从社会经济、技术、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看，明末才是明朝发展鼎盛，其中尤以万历为极盛。由于明末清初战乱60年，中国封建社会才重新进入文治发展期。因而以康乾为极盛清代，实际进入乾隆时，才恢复到明万历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随后很快步入衰落。但满清从衰落到灭亡超过百年。明朝确一代人、不到30年即亡。且万历末年满清已崛起，万历死后几年，明朝天下大乱。虽然导致明朝灭亡问题全面爆发在天启、崇祯，但其酝酿并积累到爆发边缘，的确是在当政时间最长（48年）明朝经济发展顶峰万历时。

明清衰亡差异原因：清承明制，借鉴已知得失，剔除、修正明朝体制诸多明显弊端，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明朝有益开创性制度加以发展。这使清朝体制创建后，长期稳定且有所完善，因而从衰落到灭亡时间漫长。相比之下，明代作为重建中国封建农耕文明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皇朝，由于缺乏经验、起点低，因而体制初创弊端重重。由于承袭自宋元经济、技术水平相对高，明代体制因而在社会运行中持续改变，如：卫所军制解体使雇佣兵兴起，匠户制度逐步解体……一方面，明朝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仅150年就基本完成此前秦汉到两宋1500年重演发展。再凭借张居正改革，开始开创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新高。这使明末万历年间，社会经济发展达鼎盛。但明代初创巨大体制弊端，随时间递延持续积累，在明末发展到无可救药。虽然张居正改革努力遏制、纠偏有所改善，但此后就势不可挡掀起一波波，逆历史潮流社会弊端浪涛，使明代统治根基在反复冲击、侵蚀下持续弱化。再加明末遭遇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从未有过持续气候异常（小冰河期）而灾害不断，这使明朝达自身发展顶峰后，迅即走向灭亡。

明代衰亡过程

按明史传统说法，明朝亡于万历，20多年不上朝应对明朝灭亡负重要责任。这种被严重误导性污蔑认识，建立在基于剪裁史实、遮蔽历史的人为歪曲历史现象描述基础上。

从个人受教育和成年后作为看，万历在明朝历代皇帝中，能力处于仅次于开国二祖这一档。他为保住国家安定，做了大量变革以往体制之事，其有生之年，避免国家政局严重恶化，但也因此遭到把持社会舆论话语权既得利益阶层污蔑、谩骂。他的局限在：没有勇气和魄力，比拟明朝开国二祖，彻底变革颓势显著明朝既有体制局限性，仅能短视、小气用种种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实用方式，眼前缓解问题，无法扭转明朝开国体制决定必然走向灭亡大趋势。

导致明朝最终灭亡首要原因：明初确定封建屏藩、厚养皇族制度。

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根，担心他人撺掇朱家江山社稷，因而制定封建屏藩制度：规定每代皇帝未继承皇位的皇子，都封亲王且成年后分封到外地。目的是以此确保皇族人丁兴旺且在全国有广泛地方势力，和中央皇权互为呼应，确保朱家江山万万年。明朝皇族到万历登基前（1571）人数，奉养禄米已超过每年京师税粮总额两倍！即便张居正成功改革而府库充盈时，也没能力按律给朱家皇亲付禄米？张居正打八折，万历当政后搞起被封建理学文人痛骂无赖手段：要钱不要脸。不让宗人府给各地未成年皇室成员起名，用这种方式使册籍上不显有人以赖掉禄米。万历登基40年后1612年，皇室人口超过60万！有禄米拖欠50年。这些皇亲凭借其特权阶层地位，在各地胡作非为、兼并田产、聚敛财富，即便强悍如张居正，改革时也只能将法定免税外，豪强、皇族兼并土地，划入纳税范畴并承认其兼并而已。无论合法或非法，朱明皇族特权随时间递延膨胀，的确已到尽中华财富而不足养地步。社会公共管理成本畸形高起，绝对决定明朝必然灭亡和明末战乱时大规模“杀朱”现象。

明朝重农轻商财税体制，是决定明朝必然灭亡第二个重要因素。明太祖所定农业税主导定额税制，天大笑话。随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耕地不断增加。明朝税收GDP比重持续降。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已发展到引发商业革命、城镇化，商品货币经济占据社会财税主导地位。明代经150年重演，到隆庆、万历初，终于由商品货币经济大发展，将社会经济推向最高峰。但这一客观发展要求很早就已存在，只是使其现实化必要条件在嘉靖末年才出现：欧洲人环球航海和美洲金银大规模开采后环球贸易。

1566年，西班牙人开拓从美洲到菲律宾跨太平洋航线，西班牙人在美洲用奴隶制开采大量白银，随之以国际贸易顺差方式，数十年持续流入中国。而此前由于经济、技术持续发展，使铜作为器物的价值，越来越明显超过作为货币这种原料方式（需理论经济学专论），导致铜商品非货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百年钱荒所致持续通货紧缩，使明代中叶和宋代比，物价下跌约50%。

由于明代文治起点比宋代极大降低，导致明代纸币，很快就因皇帝图眼前便宜、滥发钞票而信用全失，只能退回铜、银实物货币这种低级形式。当早已进入商品货币阶段明朝社会经济亟需白银，靠和欧洲人贸易持续涌入后，开海禁势不可挡。与欧洲人搞来大量增量金银，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欧洲，持续多年严重通货膨胀相反，明末中国拥有当时全球最强大物质生产力，确极其匮乏贵金属货币。因而美洲白银持续涌入，使明代压抑已久商品货币经济生产潜力随之持续释放。持续增量白银货币购买力，使中国农耕区南方商品货币经济，自开海禁后，持续数十年繁荣发展。为随后张居正改革，能全面推行田赋白银货币化条鞭法，创造出物质基础。但这一重大社会经济进步，随即对明朝体制提出一系列严峻挑战，最终引发万历被封建理学史官谩骂、污蔑数百年。这就是直接引发明朝最终必然灭亡，绝对决定积累性问题引爆连锁反应→“小冰河”期。

关于小冰河期（百度百科）

所谓“小冰河期”，是指约1500年前后，全球气温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580年后，太阳黑子活动在70年间几乎消失，宇宙射线流量降低，使地球气温低到：此前一百万年内排6、7位，此前一万年第二冷，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最冷。

气温趋势性下降，使降雨区域逐步南移，导致全国各地灾害不断。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全国性大旱灾持续。灾害于万历13年（1585）开始明显，但尚有起伏。1600年后骤然加剧，崇祯一朝（1627~1644）达灾变顶峰。明朝灭亡后1650年起，气温开始逐步回暖。

明末社会，一方面小冰河期导致灾害不断，农业萧条、农民生活艰难，另一面，开海禁和美洲白银持续增量涌入，使明代商品货币经济持续繁荣发展。

由于明朝法定税制（明清类同）田赋75%、盐茶工商税25%，明末商品货币经济持续繁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技术500年前宋代，就已发展到工商税明显超过农业税。因而明代主要体现于税制重农轻商，农业收重税、工商收轻税，无论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或当时，都严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1585年后，一方面商业货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增量财富不断涌流，工商业发达江南一片富庶、繁华景象，另一面，气温持续下降使北方率先陷入连年干旱，农业持续歉收（包括民户和军屯）。明朝政府不仅要连年豁免大量农业税，还要拿钱赈灾。从1592年起，西北、西南和东北，相继爆发内乱外战，史上著名万历三大征。持续8年、用兵百万，军费近2000万两白银，张居正十年改革所积府库钱粮耗费一空。

万历为应对难局，希望增收工商税充实国库，解决财政危机。遭内阁为首文官集团抵制。文官理论：天下物质财富绝大多数出产于农，商业倒买倒卖，并不产生增量物质财富，因而政府税收只能倚重产出物质财富农业（本）而非商业（末）。明代史上，税收重农轻商政策，只有张居正改革时，明确提出应农商并重，将60税1商税增到等同农业30税1。但明朝财政窘迫问题明显缓解后，文官集团立即又改回。这里虽然有经济理论认识局限性，但根本原因是：明代由于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因而明代文官主要从这一地区产生。高度人治中国封建社会，掌控公权力而握有社会资源配置主导权江南文官集团，利用手中权力，或收保护费（定期定额送礼、干股），或亲戚出面经营。早已使明代社会财富主流，商业货币经济成为被其控制既得利益。张居正搞农商并重，万历要增收、开征新工商税，直接触及文官集团既得利益。虽事实是利益，但真实理由摆不上台面，而当时儒家思想，源出于封建社会初期，战国时代、实物经济时期重农轻商经济思想，符合明代文官集团维护自身既得利益需要，被拿出来用于反对皇帝改变税制结构，提升工商税国家税收比重改革主张。

中国社会经济自宋代起，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导致专业化协作分工不断发展，必然使社会生产力越来越靠分工后产品、劳务频繁商业交换维持发展。因而，封建社会初期提出重农轻商时，往往是对商人收重税，对农业收轻税，以此限制商业，扩大能为社会产出增量物质财富农业发展。由于符合当时正处于实物经济阶段社会发展需要，推动生产力发展。明代由于社会经济只能靠越来越频繁商品交换维持发展，因而商品货币经济比重持续升，社会财富主导形式，已由秦汉、隋唐时实物（粮食、布帛）变为货币（白银）。无论当时中国人经济思想如何认为，实际生活只能以商品货币主导方式繁荣发展。主观“认为”和客观实际背离，导致实物经济时代重农轻商，商品经济时代变异为税收向农业重重收，商业轻轻收？！

由于明代政体，皇帝圣旨必须由内阁首辅或次辅副署。否则称中旨，文官可据以认定是伪旨，拒绝接旨，不仅不会受惩罚，还会名声大振。万历变革税收体制主张，因内阁抵制而无法在政府内推行。但灾害连年大规模发生，大量豁免农业税后拿钱赈济成常例。万历在1596年下中旨，派太监到各地去收工商税，全面开放海禁，按船只数量定额征外贸税。由于这些行为危害以文官集团既得利益，遭主导社会舆论激烈言辞批判。更有趣是：如果皇帝要和文官们讲理，灾害不断、农税豁免、赈济开支、战争开支……不增收工商税，财政难以为继……宋明理学教导出儒生，早有一套道理等着：皇帝为天子，皇帝子民遭受天灾，原因是天子失德，即皇帝行为不检点、不符合儒家理论，导致天降灾害，皇帝收工商税完全错误，应该下诏罪己、反躬自省，纠正错误行为……随后必然风调雨顺、灾害全消……道理讲到这份上，当时自认已穷尽真理宋明理学，把所有问题都被归结为皇帝个人。但这个被“认为”、在字面、唇舌上自圆其说理论，显然和事实不符。万历皇帝极度郁闷，犹如下围棋，明知对手招法无理、过分、不是正着，但你确找不到严厉惩罚其错误招法。中国文人：少数聪明而掌重权文官，用这套理论给维护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民众死活卑劣用心打掩护，装无辜、正义社会形象，而绝大多数人则被这套理论迷惑，真心认为种种问题，都是皇帝个人胡作非为所致……他们甚至关心皇帝私生活，编造种种口实，向万历泼脏水……以此解释为何灾害连连……但问题是：生活必须继续，眼前问题必须有实际可行方法，不是在高尚唇舌“认为”、“应该”，而是在低贱手脚行动上，能行得通、解决实际问题。结果：

一方面，万历二十年不上朝，不见文官面，免听那些没用老生常谈，治理国家靠在后宫看内阁票拟奏折；另一面，万历坚持派太监到各地收工商税，开海禁收外贸税。当国库见底后，赈济灾民、三大征军饷、整饬公共水利……内阁一律向皇帝内库伸手。此后直到明朝灭亡，内阁没钱找皇帝发内帑银成习惯了……皇帝收钱时，文官、文人理直气壮公开痛骂；找皇帝要钱解决问题仍理直气壮：皇帝富有四海，既然天下都是皇帝的，从皇帝腰包中掏私房钱，解决内阁负责政府日常运行理所当然……

实际上已出了大问题：明代文人如真认为天下为皇帝私有，那么，皇帝派太监收税就无可厚非。懂这一点不难理解：明末聪明文人，为何会产生“君为天下大害”这种思想。历史看，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导致个性解放、社会财富关系变迁，必然走向私天下终结。但这并非如推行变革者自行粉饰高尚有德，说白了，赤裸裸利益、利害关系。

历史上，万历遭文官痛骂诸多行为，典型反映皇帝和文官间激烈冲突实质，如：万历下令开皇家书局，给钱就印，结果造就出中国封建王朝书籍刊印最多时代。闻香教经书都由皇家书局刊印，闻香教造反传单也由皇家书局刊印，因为付钱了……有言官痛心疾首：现在有平民穿着，比官员还漂亮，有人竟穿明黄衣料。文官要求皇帝整肃朝纲，严禁各种僭越行为。但收绢税和花布税的太监说：“不许小民穿绫罗绸缎，谁给皇上您交税？”万历终显“要钱不要脸”风采，顶住文官痛骂改祖制：废除各种车马、服饰、轿子封建等级制度。万历不要封建等级制度，这类行为趋向凸显：当货币成为社会财富主导形式后，有钱就是爷。必然导致封建秩序逐步瓦解……

明朝毕竟在万历一朝，将问题积累到灭亡，万历本人对此当然有重要责任，只是其问题和宋明理学指导下，满清时所写明史，给万历所罗列种种“罪状”无关！

明史宣扬万历主要罪状：二十年不上朝、不见大臣面、贪财、导致很多官职空缺……

这是手法隐秘恶意误导：明史作者用清代政体偷换明代政体作史实背景，误导、诱骗读者得出错误结论，如在清代政体下皇帝这样做……以此看明代政治。

21世纪历史研究发现：明代中期后，发展成熟内阁政体，已完善到足以虚君程度。明代皇帝不上朝，是因为这对有效治理国家不具必要性。历史史实是：

万历二十年不上朝，农业连遭严重灾害，国家法定税收明显下降，万历三大征更是军费开支浩大，但万历顶住文官压力，坚持收工商税。多年严重灾害因持续有效赈济，社会公共秩序不仅总体稳定，还打赢内外战争，社会经济持续上升发展达明代鼎盛。

所谓官职空缺问题更是可笑：明代政体，省级巡抚有权任命武六品、文七品以下官员；三品以下官员由内阁任命。说白了，明朝社会最庞杂社会公共事务处理官员，根本不在明朝皇帝管辖范围内。万历不上朝，确仍在后宫批阅由内阁票拟或节略后报送奏折，实践证明，他一直有效管理、控制国家。至于所谓“怠政”，可和亡国皇帝崇祯做对比：

万历和其孙崇祯，面对政局状态基本类同：连年天灾使农业歉收、法定税收歉收、内乱外敌挑战……崇祯帝勤政到天天上朝，行为极力向宋明理学描述德治天下、千古圣君靠，结果天下越来越乱，直至亡国身死。万历二十年不上朝，其行为被把持舆论文人痛骂：离经叛道、贪财无赖、好色怠政……，但执政结果：内乱平定、外敌打跑，连年灾害而社会总体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达明代鼎盛。

中国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成熟，源自南宋朱熹集大成理学。由于确立后主导中国封建社会700年，因而深入中国人思想意识骨髓，中国人所说“道理”、“讲道理”，源出本就是：用宋明理（道）学为是非标准，衡量一切事物。由此不难懂得：虽然史实已明确而无任何歧义明示成败得失结果，明示万历和崇祯间不同行为取向是非、好坏。但是：

由于崇祯行为，完全符合宋明理学对理想君主道德自律要求，德治天下、万事唯德是非判定标准，即便崇祯搞到国破身亡，宋明理学确只能、必须说：崇祯、有道明君。

相反，万历行为治国安邦，但起实际作用行为，用宋明理学作标准衡量，被“认为”是不可能获得治国安邦效果，还会导致国家败亡。因而，万历种种离经叛道行为，越是能解决实际问题，对宋明理学就越发不利。

当被“认为”是永恒真理思想理论、观念意识，符合其要求行为，得不到该理论事前预期理想行为效果，反倒是被该理论认定错误、背离该行为，达到该理论所希冀理想实践效果。对此，有且只有两种反映：

一、“认为”错，需要改弦更张；

二、事实错、实践错，“认为”正确。

由于万历身后，中国人思想理论、思维理性，仍长期被宋明理学主导，清代史官因而本着“事实错”、“实践错”而理学“认为”、“应该”对，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修撰明史。明朝灭亡主要责任栽到万历头上。对不贪财、不好色、努力勤政，相信文官鼓噪税收应重农轻商，撤走收工商税太监，把镇压内乱外敌所需军费（辽饷、练饷），全摊到不断遭天灾农民身上，逼流民四散遍天下，最终在内外交困中，导致明朝灭亡崇祯……理学史官对其执政理念、个人道德操守赞美后，用所谓“崇祯有道无福”、“气数尽了”，来填平宋明理学理论与客观事实（社会实践检验结果）间巨大落差。

历史上，明朝的确在万历一朝，将自身弊端积累到可能灭亡。但也仅仅是可能，最终崇祯亡了江山社稷，的确是倒霉到家而无福。从历史现象看，明亡显象于万历、崇祯无福而亡，符合客观史实。但问题在于：这只是历史明示结果，而非导致结果原因。

有那些（非偶然性、不可抗拒）因素，他们间以什么方式，发生怎样相互作用，导致明朝如历史上那样灭亡？这才是历史哲学、历史本质论关心内容！

以普遍联系、发展观点看历史，透过历史现象，看历史发展演变本质。实现对一定历史现象结果演变来龙去脉、始末缘由，现象可变、本质不变（需专论）

可重复（规律）性认知

，从而超越仅知其然经验局限，进入知其所以然，高度自觉理性文明认识水平。

论尧舜圣君

天启去世前召其弟信王（崇祯）曰：来，吾弟当为尧舜。

每个历史时期，国家领导人能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水平、何等政绩，仅在现象表面，取决于领导者个人能力，本质是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历史地位。

无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多少令人眼花缭乱复杂事务、人际关系，百转千回、无数偶然碰撞，最终结果仍只该历史时期，人类、国家、民族发展历史进程客观地位！

皇帝造就时代，典型英雄创造历史唯心史观。时代造就英雄……或狗熊，社会发展趋势由所有参与者间，既相冲突、又相切合多种努力，相互作用后形成合力所决定。这一唯物史观真理，无论人们是否能自觉性认识到，都一如既往发挥其客观规律决定性。

万历诸多行为，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意识衡量很龌龊，但能治国安邦。崇祯种种作为，用封建理学衡量，尧舜有道明君，结果国破身亡。

万历悲剧在于：作为中国古代和王安石历史起名改革家，经时济世派大家张居正嫡传弟子，万历执政行为说明，他对宋明理学毫无兴趣。事实上，明代传承正统中华哲学文明，中期就随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接续南宋陆氏学说，开创出符合个性解放要求，强调知行合一，和宋明理学尖锐对立王阳明心学。万历执政，表现出强烈从个人本心出发实用主义，不受封建理学条条框框约束行为取向。万历当然知道其诸多行为不合祖制，但他要实用、能解决实际问题。为此万历几乎无所不为而要钱不要脸（封建礼教、祖制）。由于其行为个人色彩、经验性浓厚，未能上升为理论（只知这样行，不知为何行）。因而万历身后，没受过什么教育，文盲天启皇帝，只知继续推行万历多年来实际管用政策。个人智商水平较高、年轻气盛，一心想当尧舜圣君，主观上满心想把事搞好，为此努力追问：怎样才能成为千古圣君崇祯？事实上，明朝就是让他瞎折腾亡了……

崇祯悲剧在于：他以为按封建理学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履行皇帝职责，就能换来朗朗乾坤、大明中兴。事实上，封建理学自诩理想、完美，仅是唇舌、字面自说自话，这种理论用于指导社会实践，背离实际而屡屡碰壁，惹来无数祸端。崇祯幼稚、不成熟：深信封建理学，实际上不仅无法解决，反而导致国家政局不可收拾……

明代末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能真正维持这个社会体制存在有效政策，必然会被当时公认主导意识形态骂个狗血喷头。万历不在乎，因为他从小受改革大家张居正教育，做事讲求实效，彻头彻尾现实主义者。历史悲剧人物崇祯是理念主义者。被唯心史观支配，相信英雄、皇帝创造历史，皇帝个人德行决定一切、道义万能。这和历史上南宋碰到蒙元发动灭亡战争时，匆匆将年号改“德佑”异曲同工。崇祯不仅登基之初，制定、推行一系列符合封建理学而脱离明末社会实际财税政策，且政策导致严重不良后果，崇祯由于被封建理念支配，极力贯彻：事实错、实践错，“认为”、“应该”对，尽可能发挥其个人作为皇帝主观能动性，拼命贯彻其“以为是”治国政策，坚决和社会经济客观规律展开毫不妥协斗争。虽然后来有所醒悟且调整政策，但是：

一、大错铸成、天下大乱；

二、明朝体制固有积弊已积累到质变状态，天下大乱，使各种矛盾激化并全面暴露；

三、持续加剧商品经济萧条，最终在崇祯末年，导致国家财政破产。

持续内外战乱、连年天灾和持续加剧财税经济危机，最终形成强烈共振。崇祯虽呕心沥血，确在小冰河期结束前6年（1644），身殉社稷、国破身亡……

崇祯新政

本段历史史实概述：参考架空历史小说《窃明》万仞指峰能担否 第54节内容

。

天启七年底。扫清阉党后，16、7岁的崇祯皇帝，组建全新文官内阁。内阁随即向皇帝提出一系列执政政策建议：

一、撤销京师特务机构东厂，因为监视是对文官崇高道德操守侮辱。

二、撤销部署在各地各种监视机构，如：各省河道监管、茶税监管。

三、制定一揽子减税计划。

因为天灾是万历违背重农轻商乱收工商税所致，减税将使上苍愉悦，大明自会风调雨顺。

崇祯下旨：重新推行海禁，因为开海禁违背重农轻商祖制；收工商税更是与民争利，为此废止万历开征丝绢、布税并废除衣着服饰封建等级制度法令……

天下大乱

天启时，太监和东林党政争，曾从被政治清洗东林君子家，抄得家财数百万。丧失监督后，崇祯朝文官贪污肆无忌惮：河道监管撤销，崇祯一朝17年，没修过任何水利；茶税监督取消，文官年年报各地茶叶歉收，茶税锐减；海禁丝毫不影响明朝对外贸易继续发展同时，每年收入内库400万两贸易税人间蒸发……由于大减税后天灾依旧……，皇室内库又因收入锐减丧失万历、天启朝补贴国家财政、免税且赈济灾民能力。于是内阁向皇帝建议：

四、秉承祖制税收重农轻商，国用不足款项，按一条鞭法，全摊入田赋。不仅如此，为显示新朝气象，应追缴万历、天启年间拖欠未交田赋……

皇室奉养禄米缺额、军队用马开支、粮饷运输费、治水开支、辽饷七百三十三万两……，一系列万历、天启朝，靠征入皇室内库工商税，以发内帑银方式支付的开支，全按一条鞭法摊入田赋。

为确保田赋征缴，被文官赞为尧舜圣君崇祯，严令各省地方官，绝不允许农民拖欠税款。不忍心向农民收税官员遭严惩：有官员被降职十几级、罚俸百年。大批地方官辞职，大批摩拳擦掌，等上位后榨干农民最后一滴血汗者被任命。有的省土地贫瘠，丰年亩产仅值银半两，竟加税到十两！地方官为收税甚至调动军队，抢光农民财产，再拖走妻女发卖抵税。河南万历、天启年间连遭大旱，最严重地县八年无雨，但有效赈济使河南始终未有流民。崇祯时，河南官员向朝廷乞求赈济，崇祯答：知道了，税照收。崇祯元年，陕西遭严重旱灾，官定当年加征田赋为丰年亩产4倍。陕西执行交不出税，三天打一次板子制度，很快发展出两个铜板一次替人挨打职业并向他省扩散……持续旱灾黄河中游流域（陕西、山西、河南），很快就流民四起，烽火遍地……

崇祯亡国

2009年5月28日，明朝灭亡根本原因是贫富悬殊、官逼民反。直接原因是小冰河期导致社会经济严重困难。蒙古因为和农耕区有着高度互补繁荣贸易，因而一直比较稳定。关外女真人聚居区，由于生产力落后，地域最偏北，受小冰河期影响最早、受灾最严重，因而首先因生存困难而爆发内部相互攻击，武力统一后，因天灾持续，只好向明朝辽东地区发动武装攻击以谋求生存。

明朝军制败坏所致军队战斗力低下问题，最早是在镇压半农耕、半渔猎女真人，所建后金地方叛乱政权中暴露出来。由于封建军制没有和职业制度匹配军事体系，因而自从中国社会因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由兵农合一进入职业兵时代后，无论宋、元、明和后来满清，只要承平日久，必然军队战斗力极度低下。只有靠足够长时间残酷战争，才能使兵将靠积累战场经验，重新塑造出强战斗力军队。北宋亡后南宋如此，蒙元亡朱明兴亦如此，明朝剿灭倭寇兴起一代将星戚继光、戚家军也是这样。

明末战争也不例外：明朝打赢援朝抗倭：经济上靠要钱不要脸万历皇帝强征工商税，给军队提供充足军饷；军事上，靠镇压倭寇时期锻炼出强军勇将仍在。万历末年，女真人在东北发动叛乱，建立地方割据政权时，上一代强军勇将多老死，新一代军人缺乏战争锻炼。结果和为生存而多年战乱中新兴后金军展开大规模正面战争，立即导致大溃败。但明朝等不到锻炼出强军，就因崇祯理学圣君新政，在农耕区内引发大规模流民起义。由此走向武力镇压、军费开支上升，财政困难加税。因崇祯固执于封建理学税收重农轻商说，把税负加到农民头上。结果越加税，被官逼民反农民越多，造反者越多，镇压所需军费开支越高、朝廷加更多加税、导致更多流民造反恶性循环……

崇祯曾不止一次招抚过起义流民，但因天灾不断，税收重农体制无法持续有效赈济，导致被安抚流民消停一段后再反。从明朝灭亡的重大军事事件看，导致明朝最后一只机动精锐军事力量覆灭辽西松山之战，战败直接原因是改变先保不败战略，强令军队出战。但强制改变作战策略原因，国库见底、没钱发军饷，只能督促前方军队强行出战。

明朝灭亡，是厚养皇亲、税收重农轻商这种体制，导致商品货币化日趋加深，社会财富越来越多以货币形式表现，财富脱离国家财政和辛苦劳作，为社会创造财富广大劳动人民。越来越多聚集到越来越少人手中。这在导致民众普遍绝对贫困同时，国家财政无力推进维系必要社会公共管理秩序所必须行动，导致社会公共秩序彻底崩溃而改朝换代。

看历史现象，似乎是李自成、张献忠……少数人如何奸狡总想造反……事实上，任何时代，社会中都不乏肯冒造反风险以求富贵者，但之所以历朝历代末期，这种人才能成功。是因为当时社会环境，提供了使这种主观探索行为成功可能性。仅从这些人身上去看时代变迁，以为没某几个人就不会改朝换代？典型唯心史观垃圾认识。

历史上，崇祯新政很快导致农耕区陷入大规模内乱。但此后到身死国亡，长达十几年。之所以在崇祯末期几年，财政彻底崩溃，无法支撑吃粮当兵、打仗为饷职业军队而灭亡。并非明朝社会当时真没钱。恰恰相反，明朝末期持续繁荣海贸，使明朝社会存量白银一直在增长。只是当时一场持续加剧国际金融危机，使通货紧缩、商品经济萧条在崇祯末年大爆发，导致当时从社会现象看，白银越来越稀缺。用理论经济学解析：明朝落后货币、税收制度，在有效管理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税收完全白银货币化方面有严重制度缺陷，成为压垮崇祯统治、导致明朝灭亡最后一根稻草。

公元1610~1644年，明朝靠海外贸易顺差输入白银量持续减少。因为当时全球主要白银产地美洲波托西出现阶段性减产。常规化全球贸易，由此出现越来越严重资金支付困难。白银短缺持续引发通货紧缩加剧。全球贸易各参与方，不约而同选择将不断升值、日益短缺白银尽量留在手中，引发连锁反应：1630年前，荷兰、英国对中国、西班牙航海贸易进行武装骚扰；1634~1635年，西班牙国王下令限制贸易；1639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许来自澳门商人在长崎贸易，这一持续近百年，曾给中国带来大量白银贸易突然结束。

1639~1640年，因为没有白银支付所拖欠，现值越来越高巨额华商贸易债务，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屠杀侨居华人；荷兰封锁印度果阿、占领东南亚马六甲商道。

一般来看，白银产量下降、流入白银量减少，白银绝对存量还在增加，只是增长速度显著减缓，怎么会导致缺钱、通货紧缩，引发商品经济萧条，财税枯竭？

17世纪初，国际贸易持续发展，导致全球商品经济市场日益紧密连接。由于国际贸易体系远非现代无库存即时定制系统，因而商品生产运转和贸易货币运转节奏不同。当用于供结算交易货币供给量逐步减少，生产系统仍按以往节奏运行，导致实物交易只能靠不断积累赊欠维持。如资金头寸仅短期不足，问题很快会以交易用货币数量增加供应方式解决。但信息传递落后，使生产、交易努力维系同时，17世纪上半叶，国际贸易中新增白银量，和实际贸易额相比缺口越来越大。通货紧缩由此趋势化持续加剧，白银越升值，以往积累赊欠购货债务现实支付价就更快，使得西班牙殖民者用屠杀马尼拉华人方式逃债。

白银越升值，人们越倾向持有现银。虽然社会实际存量白银，仅仅是总量减速增加，但人们确不约而同选择窖藏白银、坐等升值。这使实际进入商品流通市场，履行支付货币职能现银越来越少，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资金紧缺导致支付困难，以市场需求不足、商品销售困难为表现，使持续繁荣多年商品经济生产体系，就此逐步陷入长期萧条。类似情况若发生在明朝初中期，对社会冲击要小很多。但张居正改革，使明末国家财政，全面建立在银本位上且持续繁荣数十年。完全不为当时中国人思想观念理解，持续繁荣银本位商品经济体系，毫无征兆如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落入令政府束手无策长期萧条。这一持续性通货紧缩，导致1630年1贯铜钱兑1两白银，明亡前1643年达3贯兑1两。由于明代奉行铜银双货币本位，国家税收以白银计，农民售卖产品所得多为铜钱，银价暴涨导致法定税收实际税负暴涨。农民纳不起税，重农财税体制，使国家财政在崇祯末年陷入绝境。

剑桥中国明代史（PDF版）392~395页摘编

：1640年代初，东南地区银价猛涨，许多商品价格直线下降到无法想象。这导致大量白银退出流通，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付更坏的日子。1640年又是个坏天气，这给在此前1620、30年代灾害中未受或只受轻微影响的地区带来可怕灾难。1639~1640年，浙江北部洪水成灾，1641年干旱、蝗虫成灾，1642~1643年水灾之后是旱灾。目击者记述，这个地区在1640年代初乞丐遍地、杀害婴孩，甚至人相食。类似描述也见之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地区，饥荒后又发生时疫。由于普遍粮食囤积和投机。1640年代，尽管水、旱、虫灾严重，但在许多“饥馑”地区仍可买到大米，问题是价钱太贵，许多人买不起。自然灾害使江南、福建沿海和以前的富庶地区，拖欠税款或抛弃财产、佃户攻击收租人、奴仆反对主人、雇工闹事、盗匪活动增加、饥饿农民在乡村流浪。到1642年，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住家“人去屋坍”， 曾经富裕乡村大量抛荒……1644年初，军饷拖欠达数百万两，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粮仓已空，户部买杂粮凑数。大顺军达到京师时，驻军已五个月未发饷，军队没有炊事用具，士兵每人发铜钱100枚自己买吃。士气和纪律涣散到一个军官报告：“鞭打一个兵，他站起来；同时，另一个又躺下。”

战乱年代无钱发军饷，导致明朝打仗发饷职业军队士气尽丧、自行解体。

从历史哲学视角看：北京陷落、崇祯身死≠明朝灭亡！

因为明朝从成祖迁都起，220多年两京制，培都南京（应天府）有建制完整现成中央集权政府班子。小冰河期所致灾害，直到崇祯身死，并未导致明朝经济重心、商品经济持续繁荣发展江南地区内乱。历史上，北宋突然灭亡后，当时皇帝家仅逃脱一人，确很快在南方重建南宋政权并百年传承。明朝末年有现成留都、中央政府，明朝在各地有大量藩王，各方面似乎比南宋初建时强的多。

明朝为何不仅未能保住半壁，南京更是满清入关第二年就被攻陷，导致明朝彻底灭亡？

还有，李自成率领的流民义军，多年争衡、身经百战，堪称精锐强军，军力总体比满清不差，为何一败之下毫无还手之力，满清入关1年就灭了大顺朝？

明朝就算亡了，农耕区汉人多过八旗百倍，为何多年争斗，最终满清一统江山？

五、论明亡清兴

中国社会政治定理：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创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至今2230年：

国家兴盛 == 中央集权有效性；

国家灭亡 == 中央集权有效性丧失；

政权新兴 == 有效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

某一地区内实现中央集权，可据以割据。天下大乱后，能有效维系更大规模（土地、人口）新兴中央集权（地方政权），就是重组社会公共秩序，重建新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优选对象。这一从乱到治的社会公共秩序恢复进程，也就是中国古来的所谓：逐鹿天下。

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央集权丧失有效性根本原因：丧失社会财富有效分配能力（经济分散）；直接原因：丧失军事集权能力。唯一例外是两宋，无论北宋或南宋，高税负和工商货币税财政地位，使两宋政权持续有效确保对内军政中央集权。其他中国历代大一统中央政权灭亡，虽具体现象表现殊异，本质同为：经济分散为因，军力散失为果。

所谓社会财富有效分配能力：是指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有能力调动社会现存财富，解决所需面对种种挑战，典型：军事征讨所需军费开支、自然灾害救济开支。能力评价典型：政府是否有能力确保，在现行体制下，社会公众普遍温饱。能，天下太平；否，天下大乱且官逼民反。

所谓丧失军事集权能力：是指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失去有效调动、指挥军队能力。这不是指有军队哗变，而是名义上政府军，中央政府丧失对其实际行动有效约束能力。

中央集权重建和崩塌进程全相反：先用军事集权恢复社会公共秩序（政治重建），再靠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重建对社会财富的↓有效分配能力。

中国至今2230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历史上，秦汉～隋唐～两宋，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创建后，逐步走向完善、强化上升过程。宋代，中国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达最高内在稳固（宋代社会体制符合商品经济程度不断加深下，有效集中社会财力需要）。两宋后元、明、清，中央集权有效性，越来越靠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维系。不仅是封建社会走向衰落重要表现，也是中国封建主义，对商品经济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管理能力、手段必然结果。

明朝灭亡根本原因都在明初：重农轻商税制和低税负、厚养皇亲、兵农合一体制。

明代体制随时间递延、生产力持续发展：商品经济比重持续上升，货币社会财富比重越来越高，生产力发展所致专业化分工发展，使明初卫所军制自发解体，职业募兵制随之持续发展。这导致：

明代重农定额税收，使明朝财政随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社会财富比重越来越低。优势社会地位使皇亲人数持续增，皇室财政奉养成本持续长同时，封建屏藩导致脱离明朝政府皇室财富，在全国各地大量堆积。明代税收轻商体制，使商品经济济越发展，越多社会财富游离于国家财政以外，以致社会贫富以单边持续拉开方式，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明代末期，中央政府社会财富分配能力第一次出现总危机，虽经张居正改革显著改善，万历皇帝随后又顶住利益集团反对，在明朝法制外，用人治方式大收工商税，维持住中央集权社会财富分配能力。但明代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仍在加剧，多年天灾持续……使明代社会稳定所需有效财富分配能力要求持续升高，万历末年和天启时期，皇室工商税体制开始表现出能力极限……

由于经济发展使卫所制自发解体，本着事来应付，↑逐步发展、演变，毫无规划职业募兵制，导致类唐代，明代军队不知不觉被军官控制：军官控制军饷，厚饷养少数为军官个人卖命精锐家丁，大多数士兵沦为乌合之众，军队战斗力依赖军官和其控制少数家丁，和军队按血缘关系传承将门结合，使明代军队逐步私有化。这一弊端形成时，因社会安定，表面上看不到害处……伴随不通世事，满脑子封建理学思想少年崇祯皇帝上台，改行一套明代封建“原教旨主义”政策，政府社会财富分配能力急跌，最终引爆明朝体制积弊大爆发……

正如明代重建中国封建农耕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历史地位：重演秦汉～隋唐～两宋中国封建农耕文明历史进程。明代社会诸多弊端，包括最终灭亡，实质是中国封建大一统发展模式初创～成熟（前221~1279）1500年发展过程中，诸多重大问题明代变型重现。

明朝走向最终灭亡崇祯一朝十几年，社会财富惊人向少数人手中加速积累。一方面，国家财政逐步枯竭，崇祯穷到只有两件打满补丁龙袍，宫里铜器都拿去凑军饷，灾害不断农耕区北方，为活命造反流民动辄百万；另一面，主政内阁文官集团、皇帝身边权势太监、各地皇室勋贵、控制军队将门军阀，甚至招安海寇……中央集权政府之下、平民百姓之上文武权贵、黑心商人，富可敌国、富到流油者多多……

当崇祯新政导致农耕区大规模流民暴动、刀兵四起。由于崇祯帝坚持按封建理学理论，将剿匪军费开支，按税收重农体制，压到农民身上，再加上明末小冰河期使灾害不断，导致由此进入：越加税～匪越多～加力进剿～军饷激增～财政枯竭～更加税～匪更多……这一恶性循环过程，因1630~1643年，通货紧缩导致1两白银从兑1贯铜钱升到3贯，日常收支多以铜钱计农民实在交不出税，明朝财政枯竭，职业化军队在1644年，因丧失经济来源自行解体而告崩溃。在这一榨干广大农民和中央政府，使皇帝殉国社会财富聚集过程中，不仅明朝社会公共秩序彻底崩溃，期间上演一系列，后人看来完全不可思议丧失理智行为，昭示出明朝体制弊端必然导致灭亡原因……

1641年（崇祯14年）初，李自成大聚流民攻洛阳，福王拒绝开府库犒赏缺粮无饷的守城官军，结果官军在流民攻城的第二天夜间开城投降，福王被杀，所积粮财尽丧。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迫近北京，崇祯帝拉下脸来向文武、皇亲国戚募资助饷，捐款寥寥，结果军队因欠饷太多而军心涣散，北京两天即告陷落。京中文武贵戚数千，随崇祯殉国者仅数十。大顺军从皇室内库只找到几千两白银，严刑追索皇亲国戚、文武勋贵，所得“追赃助饷”银上千万两……

崇祯殉国后，明朝文武勋贵，很快在建有全套中央政府的留都南京建立南明政权，但左右这一政权，索要到巨额粮饷的江北四镇军阀，没有任何抗清复土意愿。拥重兵坐看满清集中兵力打垮李自成大顺军，清兵随后南下，南明五镇军阀数十万人，大都不战而降。南京陷落、南明弘光帝被俘后，《明史》中所谓贤而当立潞王，很快联系清兵在杭州投降，更在被押到北京后摇尾乞怜，极尽谗言献媚之能事，但第二年（1646）5月，所有在京明朝藩王，都被满清以“谋为不轨”罪名杀光……

被《明史》推崇为所谓民族英雄的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统帅，其见识、才具极度平庸，和江阴县典史阎应元、陈明遇，为反对剃发令，率合城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天地之别……随后，南明第一大实力派：福建郑芝龙，满心固守本土、藩镇割据，拒绝为抗清出力。清兵气势汹汹打来跑去谈条件（割据闽越），希冀卖国以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结果被满清诓骗挟持，用其招降十几万人后，只得了个虚衔，后更因其子郑成功举兵抗清，最终被满清杀光满门……郑成功在沿海地区多年奋力抗清，更收复台湾而图长远，给满清统治带来入关后最久麻烦。朱明政治正朔继大陆后，在台湾又延续19年（1664~1683）。但满清武力统一台湾后，确厚待郑氏后人，康熙帝评郑成功：明之忠臣而非清之乱臣。其后乾隆帝下旨编贰臣传，明末卖国求荣者被钉上历史耻辱柱……

南明政权在最强大地方军政势力瓦解后，靠反正降将和大西军、大顺军这些流民起义军余部，和投笔从戎、近乎白手起家郑成功，反而在大陆支撑达18年（1646~1664）。

纵观明末，那么多皇亲国戚、文武重臣，坐拥巨大政治、军事、经济资源地方实力派……为何愚蠢选择事后看，对他们生前身后是所有可选项中，最糟糕而后悔莫及道路？反到是诸多明末身处边缘或起身微末者，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历史名人、民族英雄？！

为什么？社会历史长河中屡屡出现这类现象：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

中国古代名诗《劝学》中写到：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无伟男。

明末清初，无论力图复明、保明仗义屠狗辈，或一统满清统治者，他们都是靠奋斗、靠个人能力不断推进自身事业发展时代英雄（无论成败）。而所有选择事后看，最糟糕而后悔莫及道路者，根本原因都相同：纨绔，付出与所得失衡的既得利益者。

明朝体制弊端累积270年，到明朝灭亡前，已使实际支配明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皇亲国戚、文武重臣和高门勋贵……总体走到：用根本性危害明朝政府续存方式，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直白说：明末掌握国家实权阶层已变异为：不断占各种便宜以扩大自身利益社会毒瘤。让他们占便宜，国家财尽、百姓穷困而天下大乱；不让他占这个便宜，他已养成习惯，不仅拒绝为维护让他们占便宜这体制有所付出（他们认为不付出而获得天经地义），且认定这体制已无法再让我习惯占便宜，倒台算了……

现实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此类现象：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计划生育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大批家长：极力娇惯、溺爱孩子，凡事以能让孩子感到高兴为唯一是非标准。极力提供条件，使孩子能：想干啥就干啥，想要啥就有啥。通过积年累月、千万次生活实践，反复“训练”而使孩子养成，凡事以个人好恶为唯一标准，把自身以外的所有人、一切事，都想象和认定为：为哄我高兴所以存在……。当家长生病了、有难处了，孩子丝毫不考虑家长困难、感受，坚决要求家长本着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方式来行事，表现出极端的自私自利……这时无数中国家长会因此痛心、落泪……表示不能理解其子女行为：家长多年极力哄子女高兴，子女为何不懂为家长难处着想？！

很简单：如果中国社会中现实被溺爱的独生子女，能懂得如何为他人着想，其家长对孩子的多年娇惯、溺爱岂非白干！凡事只知有己、只考虑自己，这样对自己最有利……实质就是一切娇惯孩子家长，其自身对人生、幸福理解，是他们由此选择溺爱子女原因。只不过这些家长自己对此毫不自知。当孩子被这类家长教养大，到了必须懂事才能立足社会、和他人打交道……弊端显露后，这些家长就此陷入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大惑不解……

中国古有明训：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无数中国人，将其视为美德，视为人良好道德品质……

原因：如果别人这样对我，我将感到高兴、对我利益有利……

来源：老师、家长，几乎所有中国人，接受思想道德教育时，就是按别人如果这样做，你将多高兴，被说服、承认，这是种多么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

但历史和现实反复明证：所有优秀道德品质，只在现象表面上主观态度，本质是能力、素质；只在现象表面上利他，本质利己。

崇祯很节俭，衣服、袜子，都打补丁，而且靠老婆打。崇祯走路慢，因为走得快，里面破衣服就会飘出。北京陷落前，崇祯帝向大明朝最大既得利益者们募资助饷：

内阁次辅捐十两银子，说是为官清廉，家中只有十两余资，北京陷落后大顺军追脏助饷，从其家抄出二十多万两现银！

某太监富名京城，募捐时出一万两，城破后被追赃从家中抄出现银五十多万两！

国丈嘉定伯，任天使说破嘴皮，捐了一万两，城破后被大顺军追脏助饷一百多万两！

这些鼠目寸光源自习惯，他们仗着在明朝体制内优越地位，贪污受贿，伸手向他人要钱成习惯，甚至自认天经地义。当大难临头，需要为其特权有所付出时，由于他们多年以来，在明朝体制下一贯不付出、只索取，因而坚决拒绝为维持大明朝做贡献。而且，这些既得利益者之间对他人会怎样做、是什么人一清二楚，谁要为拯救这个体制割肉，结果只能是自己付出，他人毫无付出继续享受单向索取特权。更重要是：一旦你认捐并渡过此次危机，下回再出事，你再捐款就成应该、义务，他人不出血而靠你割肉继续维持特权则成“理”所当然。这种赔本事谁做、谁是傻瓜，结果一个个都比对着、随大溜，拒绝主动捐款，结果体制崩溃，所有人同归于尽……

再看南明政权的江淮四镇，平时索要大量粮饷，清兵打来确纷纷不战而降。因为明朝军制缺陷，导致职业募兵制，使明朝军队自发性演变成兵为将有军队私有化。结果天下大乱后，越是有实力武将，明朝政府越要依靠，无法有效节制。更糕是有谁在剿灭流民、抗击清兵时不懂保存实力，真出力打仗而实力受损，或打败仗而实力耗光，必遭朝廷严惩、甚至杀头。相反，懂得保存实力，甚至养贼自重，剿匪消极而向朝廷要粮饷积极，想方设法少付出、多索取，以此使自己实力得到扩大武将。只要能不断壮大自身实力（最重要手段是裹胁、收编流民），你越是坑朝廷，反而越得朝廷倚重。崇祯初年开始天下大乱，到崇祯末年，十几年间，明朝军事体制上述作用机制下，有能力、肯为朝廷出力兵将，大都败亡而遭劣汰；反到是黑心上祸国、下殃民，使百姓不恨匪、只恨兵（典型：左良玉）明末军阀，成为明朝灭亡时，最有实力，最能呼风唤雨明朝体制内优胜者……。这些军阀，碰到弱小、良善极力欺压，碰到大顺军或八旗军，这些战斗力强军队，立即望风而逃，逃不掉就降（典型：李自成从西安起兵攻北京，满清八旗南下攻南京）。历史史实明证：这些拥兵数十万确不战而降军阀军队中，并非没有善战兵将。关键在体制，率领这些军队领头主将，他们之所以在明朝灭亡时拥有大批军队，不是善战，恰恰相反，是善避战、善于敲诈粮饷、善推卸责任……十几年如一日，靠这套得以发展起来军队，碰到战乱中优胜劣汰发展起来能战军队，除逃跑、跑不了投降，没有第三种选择！

明朝体制积弊，在明末积累到极端，就此变异并疯狂反噬明朝体制自身……

最后是崇祯朝未受战火波及，一片繁荣富庶南方，如这里不出问题，总还能保半壁。但历史上，南明隆武朝福建郑芝龙集团衰亡，大概是窝囊、白痴之最。因为福建郑氏是南明政权，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实力最强地方势力，是当时中华文明海洋力量的表。

福建郑氏集团，天启年间崛起于亦商、亦盗海洋贸易。崇祯初年受招安有船千艘、部属3万余。因崇祯新政再次禁海，导致明朝政府完全放弃对海洋贸易管理。靠将自身海洋经济、军事实力，和明朝地方政府力量相结合，郑氏集团经数年军事争斗，打败中外竞争对手，成为当时东亚海洋贸易秩序主导力量。此后到崇祯亡国10年间，郑家靠贸易和向海洋贸易船只征税，聚拢起巨额财富。南明政权创建时，郑氏成为事实上地方割据势力。但八旗军南下后，以海洋贸易为经济基础且有效控制地方政权郑氏领导者，确丝毫没有争天下意图。一心只想保住明末中央集权逐步解体过程中，地方上既得利益。历史上，福建郑氏在明末拥有远远超过他们对自身评价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但福建海商在明末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长期熏陶，导致郑氏族长，丝毫没有争天下，或凭自身力量，在乱世中独树一帜这种观念。父亲降清而实力大损后起事郑成功，从无争天下之心，一直想着如何割据一方，其反清拥明政治决策，也以如何保住以海洋贸易为经济基础，相对比较有利于自身发展政治局面为目的。为此，对和南明永历帝治下军事力量会师态度消极。但即便如此，福建郑氏为代表，明末海洋文明力量，仍和和满清周旋两代人、37年之久。

以海洋贸易为经济基础福建郑氏集团，作为抵抗满清统治最后败亡南明地方力量，其败亡根源，就是满清最终统一全国，清兴而明亡原因。

此前讨论过，中国封建大一统政权改朝换代过程，就是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崩溃～重组过程。当现有中央集权政府崩溃，社会公共秩序大乱后所兴起各种新生力量中，谁能有效实现中央集权，将决定随后改朝换代过程中，打败其他竞争者一统江山。

明亡清兴，之所以既没能演变为汉人农耕文明内部改朝换代，也没能演变为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海洋商业文明大爆发后新政权崛起。最终由明末，相对偏远且经济、文化落后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取代汉人，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原因就是：

和明末其他各种地方势力比，满清最先实现自身有效中央集权重组，由此在明朝崩溃后，各方争天下角逐中得以最终胜出。

对于明亡清兴，应从中国封建大一统政权崩溃到重组一般过程展开具体分析……

明朝作为对中国封建农耕大一统中央集权发展模式历史重演性发展朝代，其兴亡遵循此前秦汉～隋唐～两宋的，农耕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发展模式一般过程。

从史实看，崇祯亡国身死的确是倒楣透顶，明朝体制弊端在万历末期积累到可能亡国水平，崇祯因为不懂有效管理商品货币经济日渐繁荣社会，推行错误财政政策，导致灾害不断的明朝天下大乱。即便如此，崇祯皇帝还是一边感叹“气数尽了”，一边努力奋斗。最终因1630~1643年的全球通货紧缩所致商品经济萧条，使明朝中央政府因财政破产而最终灭亡。

那么，如果崇祯皇帝没那么倒霉，能再维持6年，小冰河期结束，天气开始回暖，流民起义逐渐平息下去，明朝是否就不会亡，能实现中兴？

回答非常明确：不能。

从明朝体制分析，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兼具分封诸王、重农轻商汉末、均田瓦解，兵农合一军制瓦解，不懂有效管理职业化军队，陷入藩镇割据，因唐末黄巢起义灭亡唐末特色。

明朝由于执行税收重农轻商政策，分封褚王于各地和商品经济持续繁荣发展，导致财政GDP比重和经济发展相反，呈持续下降趋势。制度设计上，导致明朝中央集权社会基础日趋薄弱。特别是明代军事卫所制丧失战斗力，类唐代自发发展并不断演变职业募兵制，逐步主导明朝军队形成后，明朝军官选拔，依靠血缘将门，几乎没有武科举制度，这导致明代军队，比唐代更严重走向兵为将有军队私有化。

明朝体制唯一比秦汉、隋唐进步是文官（科举、内阁）制度。宋代教训使明朝政治本无重文轻武制度，但明朝体制分封、兵农合一、将门……这些实际不符合明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制度，在明代政治实践中表现出种种野蛮、落后。明代文官体制文明、进步，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明显适用性。制度设计、实践结果，导致明代政治在无法更改制度设计条件下，只能从明代中期开始，逐步自发性走向基于能力差异重文轻武。实质上，是借助一种制度扭曲来平衡、纠正另一种制度扭曲所致体制整体失衡。

这种制度纠正，使明朝中央集权长期得以保持稳定状态。即便关外满清兴起也未动摇。但崇祯新政导致农耕区天下大乱后，重文轻武和有效中央集权间因果关系被打破。因为流民起义导致烽火遍及农耕区北方，中央集权政府被迫走向倚重武将、将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文制武就此失效，兵为将有、军队私有化，迅速导致明朝中央集权没落。

唐代衰落和灭亡，首先是文官、军制问题导致安史之乱，由此走向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初步解体。百年后，长期积累各种社会问题引发黄巢起义，首都长安陷落，脆弱唐代中央政府，因为被镇压起义中崛起强势藩镇势力控制最终灭亡。明朝末年不同：天灾和错误内政引发农耕区公共秩序大乱，军制问题导致中央集权逐步解体。即便崇祯能多撑几年，等小冰河期结束、商品经济萧条缓解，靠武力镇压、招抚并用，平息流民起义。其最好结局前景，只能是唐末藩镇割据。历史上，唐朝藩镇就是源自安史之乱平息后，控制军队将领，靠军队占据地方，由此控制中央政府和重要财税来源江南联络，导致长期武装割据。明朝军阀势力，主要在农耕区北方，而明朝财税主要靠江南。因而即便能平息流民起义，由于军事上丧失中央集权，各路军阀会纷纷占据首都北京和财税重地江南间北方农耕区各省，靠控制运河通道抓住北京中央政府命脉，由此走向军阀割据。更重要是，即便崇祯年间没遭遇战乱江南地区，以福建郑氏为代表，工商业大发展、海洋商贸崛起新经济基础强权势力，早已有效控制地方。北京中央集权一旦名存实亡，南方会很快生出以工商、贸易为经济基础多个新地方政权。但多个军阀、不同地方势力间相互制衡，又会导致不可能立即使某一家独大，结果只能是流民起义平息后，社会经济因小冰河期结束而缓慢恢复，农耕区在总体弱平衡状态下，因军阀割据、中央集权丧失，迅速走向另一个五代十国……

历史上五代十国，秉承当时唐末社会经济商品货币化日益发展客观趋势，在两代人多国竞争中，走向财税体制重税负、重工商货币税，工商阶层社会地位提高两宋体制。明末社会经济由于商品货币化层次更高（银本位是比铜本位更高级，全球贸易决定的外在环境更好），因而完全有可能形成强势重商主义地方政权，甚至形成较强全国影响，经充分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再度形成大一统中央集权，思想观念到制度，更利于中国社会工商化发展……

但明朝末年一场金融货币危机引发全球商品经济萧条，使崇祯朝错误经济政策发展到财政崩溃，明朝中央政府被流民起义军灭亡（能攻克北京，出乎李自成预期）。这使得和唐末比，明朝中央集权走向崩溃（崇祯一朝17年）过程，农耕区刚分化出军阀、地方势力，根本没有唐末武装割据～地方政权～争天下～重建大一统政权这一发展过程机会。因为中国巨大土地、人口规模，导致中央集权解体后，至少要两代人，才能重新实现中央集权重组。唐末是导致唐朝灭亡农民起义被镇压。明末相反，是起义军摧毁中央政府。明末农耕区社会经济中央集权重组任务，由此落到流民起义李自成大顺政权身上。虽然明太祖创建明朝体制，本就带有浓重小私有狭隘性，但李自成创建大顺政权到进京后一系列表现，完全是小私有极左倾方针路线，简直糟透了……

大顺兴亡

本段历史哲学主要参考：顾诚《南明史》第1章第2节：大顺政权政治和军事失误。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本系驿卒，因崇祯新政大减税导致财政困难，为节省开支裁撤驿站失业，于1630年走上造反道路。1640~1644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严重通货紧缩，明朝银铜双本位货币体制使物价飞涨、财政枯竭，再加小冰河期灾害此时达顶峰，明朝中央集权就此崩溃。1640年还只五十骑突围入河南李自成，因连年大灾、官府不救济还逼税而灾民遍地，又得文人相助，提出均田免粮政治主张，终于摆脱为食走蹿流寇局限，得以迅猛发展起来。

1641年初，聚众数十万破洛阳、杀福王，1642年连败河南官军，1643年初于湖北襄阳称王，同年10月破潼关、占陕西。1644年初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立即东征，3月打到北京，开始只想获得明朝割据西北封王承认，但恰逢北京爆发严重鼠疫，崇祯帝向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募款助饷失败，军心士气尽丧，守城者开门纳降，北京轻易陷落。

历史给李自成提供了改朝换代机遇，但他只改了“朝”而没能换成“代”。后世以《明史》为代表，由满清政权主导的封建史籍，本着儒家理学“为政惟德”道义万能论，大肆编造历史，对大顺军极尽污蔑，说李自成是因为进京后迅速腐败丧失民心而很快败亡……

历史上，李自成刚达造反人生辉煌顶点，迅疾走向败亡根源，是未能随造反者向统治者社会地位转变，即时相应转换政治策略，继续推行多年造反生涯养成习惯性极左激进路线：力图绝对均贫富。使汉人士绅大失所望，这才迅速走向败亡……

明末社会，经崇祯一朝推行封建原教旨主义财税政策后，皇家内帑、朝廷国库和广大百姓财尽窘困已极同时，皇亲国戚、勋贵、文武官僚这一社会中间阶层上层，聚敛起巨额社会财富。社会贫富极度悬殊，是每个末世皇朝通病。无论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历史上更多两者兼有，都是用暴力手段清除掌控大多数社会财富一小撮人，由此实现由末世离乱向新朝盛世治乱转变。

北京陷落前后，内阁次辅在崇祯帝募捐助饷时捐款10两，还放言说自己为官清廉……，结果大顺军进城后，从其家抄出二十多万两现银；还有富裕名京城确吝啬捐款的太监，大顺军进城后抄其家，房产地契、古玩细软不算，仅现银就抄出五十余万两……。明朝就是被这些好处拼命捞，对维护对其有利的社会公共秩序确极吝啬付出者搞垮。当混到社会最富贵者被只知索取、不知回馈者充斥，惟有用暴力手段展开政治清算，实施彻底剥夺，才能恢复正常社会公共秩序。剥夺这类人，的确可以显著改变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状况大快人心，但问题是：这类彻底剥夺者到底有多少，怎样界定？

二八法则具有普遍适用性，1949年前，除宋代识字率达30%，明、清、民国，中国社会识字率始终＜20%。创建封建大一统秦汉起，中国农耕区县级行政单位就1300个左右，封建大一统政权设官直接管理只能到县。占中国农耕人口90%的乡村，只能靠识字而有文化农村士绅，靠宗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维持大多数中国人间基本社会公共秩序。大顺军秋毫无犯、军纪严明，是对缺少私有财产、没文化，占总人口80~90%的人。进军北京前后，大顺军相继占领山西、河南、山东、直隶（河北、京津）后，对有文化、有产且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统治基础力量，占总人口10%士绅，展开无差别追赃助饷。这就是所谓大失人心本质！历史上，李自成3月19进北京，4月初8发现此举不妥并明令废止，但遍及北方数省追脏助饷行为，一直持续到大顺军脆败西退乃止。

2009年6月15日，李自成大顺政权失败，具有深刻历史必然性，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小私有者造反内在局限性所致必然结果。

李自成1630年走上流民造反道路，10年间颇多坎坷，真正发迹是1640年入河南后，由投奔文人相助，提出均田免粮这一得到80%人拥护政策口号。但维持军队所需粮饷，不向平民百姓征，就只能向20 %富裕者，用追赃助饷这种形式获取。历史上，李自成在没有根据地流动作战过程中，就靠杀富济贫，将攻取城镇中富户财产，分为粮饷和赈济贫苦百姓两部分，以此来获得兵源和军队给养。1644年初，攻取陕西全省、创建大顺政权，有统治地区后，李自成仍未转变，继续推行追赃助饷，使农民小私有者内在局限性全面暴露：

“不患寡、患不均”，这是中国古来占人口90%的农民小私有意识的典型表现。自公元前221年，秦创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发展模式，其后21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绝对水平没有出现质变，近乎停滞缓慢发展，导致中国人对人际财富关系，几乎一面倒全看分配，基本忽视不同劳动者间，基于能力差异付出/获取关系。

李自成均田免粮、杀富济贫、追赃助饷政策制定指导思想，就是农民小私有者财富分配万能、绝对均贫富观念。行为目的：用暴力手段彻底消灭地主、富农阶层。

纵观中国历史，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最终达到上述目的。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消灭中国社会，包括没有地主后中国农村，不同地区和各地区不同农户间贫富差距。原因：无论人们主观上如何“认为”，人与人之间明显能力差异，作为社会客观存在，必然决定：即便所有农民在土地、农具等方面尽量平等（忽略地区差异），随后这些农民各显其能（或无能），一段时间后，必然会走向自发性拉开贫富差距。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是因为拥有从国外转来，基于已发展到大工业文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由此形成远超中国封建社会强大现代政党组织。

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无需地主这一社会阶层，靠现代政党这种组织形式高效率，不仅可以直接管理到乡村，而人力、物力动员能力更空前强大。

经济上，全面工业化是新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目标。为推进工业化，绝不能允许中国社会在广大农民之上、中央集权政府之下，多一个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地主阶级。中国现代化、工业化，政治上靠现代政党组织形式，经济上，农村普遍小农经济，农民生产、生活以外财富（农业剩余劳动价值），集中到政府手中，用于资本积累投入工业化。现代中国农村、农业发展，完全基于工业化发展（农机、农药、化肥、高产良种、种植/养殖技术……）

农民作为小私有者，把自身穷困完全归因于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但即便是太平盛世，二八现象仍是客观存在。更有甚者，出身农民而造反成功者，其人生追求，无非是使自己成为造反时所痛恨对象：勋贵、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大地主……说白了，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是现象结果贫富贵贱相反、本质完全相同一种人！是对立统一同一事物两个不同方面。小私有者号召均贫富而赞同：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不干一个样，这是因为小私有者现实处于弱势状态，希望社会未来能变得贫富均等；大私有者同样赞同：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不干一个样，只是大私有者的“一个样”和小私有者相反，是指无论能干、肯干的人付出多少，大私有者现实富贵而强势的社会地位永远别变。作为私有观念者，本质相同追求靠剥夺能干、肯干者，谋求相对于自身现实状态最有利结果。不同是：小私有者由于现实弱势，追求未来结果平等；大私有者现实强势，追求现实状态未来永远不变。

当一个社会处于普遍高度平等状态，而且能确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不干差不多，必然导致缺乏活力而人人争懒。因为结果一样，为所得能付出更少，显然更有利。干活累呀……

当一个二八分化社会，现实强势、富裕者，大都由能干、肯干者组成，即现实社会贫富差距，基本和现实社会公众间能力、贡献差异相匹配，社会蒸蒸日上、充满活力……

当一个二八分化社会，现实强势、富贵者，被纨绔子弟、吹拍谗佞、贪婪无耻之徒充斥，中国史上皇朝末世腐败无能、昏愦短视荒唐事将层出不穷。李自成攻北京，崇祯帝筹款助饷，皇亲国戚、勋贵文武极端短视自私而很快败家身亡选择，正是末世富贵嘴脸……

明末社会，贫富分化已从良性二八，向畸形一九发展，且占人口20%有文化、有产者之间也开始分化。这种越来越多社会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人绝对分化，不仅使贫苦百姓大批揭竿而起，即便有文化、有产读书人，也开始被官逼民反而投身于流民起义。具体表现在1640年李自成入河南后，因文人投奔而迅速发展壮大。

对积弊极深明末社会，给占人口大多数且陷入灾荒贫困农民豁免税赋，用暴力手段对皇亲国戚、勋贵太监和文武大臣中无能贪鄙之徒实施财产剥夺，严惩危害乡里、民愤很大土豪劣绅……都是从政治、经济上，恢复正常社会公共秩序，根本扭转末世皇朝严重劣化社会资源配置状态，实现从多年战乱不休，向新太平盛世治乱转换必要举措。

但李自成、大顺军靠暴力手段取而代之，只是设置到县封建中央集权组织，能暴力剥夺是人口比例很低，确占据相当大社会财富皇亲国戚、勋贵太监、无能贪官……暴力剥夺结果，只能是使一九分化社会重回二八分化，再以此为基础重建中央集权。但李自成、大顺军占领北京前后，以绝对均贫富小私有观念为指导思想，不问青红皂白，妄图摧毁二八分化社会本身，用暴力手段消灭农民之上、封建国家之下士绅阶层。这导致大顺军作为正尝试重组中央集权政治军事集团，迅速丧失在明末中国社会，传统农耕主导生产力条件下，实施有效公共管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

虽然李自成3月19进京后，很快发现问题，于4月初8明令禁止无差别性追赃助饷。但由于此类行为在本质是农民政权的大顺军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广泛认同，无法在短期内制止，而大顺军旋即脆败。李自成能成功打进北京城，并非大顺军非常强，而是天灾人祸使明朝人心尽失，大顺军从西安起兵到占领北京，因绝大多数明朝官员、军队不战而降，遭到的抵抗轻微。轻易所得胜利，同样基于人心尽失，导致大顺军在面对明朝辽西军阀引来的清兵时，立即导致与成功同样轻易大溃败。

以大工业为经济基础，具有高度社会组织动员力现代政党制度引入中国社会前，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是指中国社会中有文化、有能力参与社会公共管理者，所谓读书人。因为中国封建社会80～90%人是文盲，他们被读书人操控。因而封建社会人心尽失，就是得罪读书人。明末改朝换代如此，后推行重大社会改革举措雍正，被骂二百年也是如此。

对比同样出身草根元末朱元璋、明末李自成，朱元璋北伐灭元前：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坐看反元急先锋红巾军，和元政府相互攻击，红巾军甚至打上草原、攻破元上都。但因和各路军阀混战，自身力量大耗而最终失败，为他人做嫁衣。朱元璋则先剪除竞争对手，建立巩固割据地方政权，积累起足够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后称帝，再北伐、攻占大都、灭亡元朝，随后自然而然坐稳天下。

相比之下，李自成失败不在军事，而在眼光狭窄、见识短浅。多年流寇作战，好容易打下陕西一片根基，不做任何为改朝换代、坐天下积累足够力量基础准备，匆匆发动灭亡崇祯帝统治东征，结果扮演元末红巾军角色，满清扮演朱元璋角色……

明亡清兴全过程，贯穿于1580~1650年的小冰河期始终。由于小冰河导致降雨减少、大旱连连，系从北向南逐步发展。女真人聚居东北地区因最早受灾。自身生产力本就低，又属羁绊统治，不向明朝交税，因而受灾后，得不到明朝政府赈济。女真人最先因小冰河期陷入争夺生存资料战乱，本处于部落氏族社会女真人由此实现武力统一，于1616年创建后金地方割据政权。由于灾害持续，生存压力迫使后金大规模入侵边墙，对明朝直接统治辽东地区，展开不断升级烧杀劫掠。导致1619年和明朝中央政府萨尔浒之战。入关进京前，由后金发展而来满清，已完成对明长城以北，占当时全国一半土地有效统治。其政权已完成从初建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转型。满清入关前，已创建政权28年，有着完整政权体制和处于上升趋势军政官僚队伍。

中国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重组，之所以至少要两代人。源自对成功者而言：第一代人破坏原有中央集权体制社会秩序，奠定上升发展趋势军政集团，第二代人耳闻目睹且在创业到形成上升趋势过程中成长，接班后走向重建中央集权，历史典型：明末清初时满清政权。对参与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多数最终失败竞争者而言：第一代也是参与破坏原有中央集权社会秩序，但成就有限而未能形成上升趋势，这导致第二代接手后只能守成，但参与争天下优势竞争者第二代，因处于上升趋势，导致守成者最终无法逃脱灭亡命运：历史典型：郑成功及其开创台湾地方政权。

凭借巨大发展阶段领先优势，满清政权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朝多项不得人心苛政，极力拉拢一切肯为所用汉人官员。这和一身流寇习气，占领北京后，不思长远政权建设，本着小私有者心态，暴力洗劫各地士绅而大失人心大顺军，形成极为鲜明反差。

1644年后中国，李自成大顺军，因多年流寇作战，根本没有政权统治经验、制度基础，一经重挫，头重脚轻根底薄弱点立即暴露，很快败亡。明朝经济、财税重心江南地区，刚进入类似以前唐朝中央政府覆灭后，五代十国中南方十国割据的萌发期。各行其事者多多，有能力重建中央集权军政组织或地方政权势力绝无，一滩散沙。反映这种状态对比典型表现：明末清初期间，无论满清或各种汉人军政势力，都不断爆发种种内斗。但满清内斗结果，总是能力强者胜，使资源配置得以优化。因为满清内斗在成形中央集权体系内。不同汉人军政势力间争斗，只能导致相互倾轧、内耗。汉人虽几度掀起局部抗清高潮，但没有中央集权，无法对本着局部利益最大化发展各种抗清力量有效整合，总是被满清缓过气后个个击破。

满清从入关到完成全国统一（1644~1683）过程中，由于征战频繁、水土不服和社会地位改变后的骄奢淫逸，入关时满清八旗军数万人和几个能打王爷，短短几年就死差不多了。最晚到康熙初年，入关不到20年，不劳而获优裕生活，导致八旗子弟大都视征战为畏途而血气大失。但满清凭借中央集权体制优势，靠有效政治统治手段，不断将汉人军政力量，有效整合到满清中央集权体系中。不断使相对优势持续发展壮大，最终用两代人时间，使优势转变为胜势而统一全国。历史典型：满清灭南明、统一全国过程中，先靠明末辽西军阀出大力；虽然这使明末军阀势力恶性膨胀，导致三藩之乱。但满清统治比此前大为巩固，靠新发展汉人绿营兵，平定三藩军阀，随后靠汉人水军平定台湾。

在不断用汉人打汉人过程中，满清凭借中央集权体制优势，分难易逐步消灭每个对手，用20年初步统一大陆。虽在东南沿海遭遇大麻烦，更因对投降汉人依赖太重，尾大难掉而致三藩内乱，但还是又用19年，实现全国有效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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